拉丁影响

（The Latin Impact）

拉丁影响是指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白银时代（17-130）^［1］的罗马古典传记在英国的译介，被当时英国传记作家所借鉴、学习，由此对英国本土传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随着基督教会对人们思想禁锢和控制的削弱，大量古典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的自我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文主义思潮席卷欧洲，人开始成为“大写的人”。人们普遍对人本身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传记作为一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形式，开始得到广泛的践行。在这一思潮中，人们开始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著作中汲取文化精髓。由于传记在古罗马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古罗马白银时代的传记代表着古典传记的巅峰成就，因而其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塔克、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被发现之后相继被译介到欧洲各国并受到广泛的推崇。

与欧洲大陆相比，英伦三岛偏居一隅、相对闭塞，它与欧洲大陆的文化联系受英吉利海峡阻碍。因此与14世纪率先进入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相比，它直到16世纪才开始进入文艺复兴阶段。罗马古典传记作家对于16、17世纪的英国传记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塑造了英国传记的发展进程。英国传记作家纷纷师承罗马古典传记作家，效仿他们著作中与本土风格迥异的写作风格。到了16世纪末，罗马古典传记作家已经成为英国传记作家的楷模。在古典传记作家的影响下，传统的圣徒传演变为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 1593-1683）笔下注重典范人物形象塑造的亲密传记，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 1370？-1451？）笔下笼统化的英雄人物形象演变为约翰·奥布莱（John Aubrey, 1626-1697）和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 1632-1695）笔下观察细致入微、凸显人物个性的传记。这为英国17世纪传记多元化特征的形成以及18世纪传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纳德·斯托弗对此评论称，古典作家的影响促使“（英国）传记从历史学科中独立出去，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分支”（Stauffer, 1930: 45）。

概　述

从16世纪开始，罗马古典传记作家的著作纷纷被译为英文。托马斯·诺思（Thomas North, 1535-1601？）于1579年将普鲁塔克的代表作《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c. 96）首次译为英文，菲尔门·霍兰德（Philemon Holland, 1552-1637）于1606年翻译了苏维托尼乌斯的代表作《罗马十二帝王传》（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除了合传之外，独立传记也被译入英国并极大地影响了16、17世纪的英国传记。例如亨利·萨维尔爵士（Sir Henry Savile, 1549-1622）于1591年翻译出版了塔西佗的《阿格利可拉传》（The Life of Julius Agricola, c. 98），库提乌斯（Quintus Curtius Rufus）的《亚历山大传》（The Actes of the Great Alexander, 1553）和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 c. 90-21 BC.）的《亚历山大的继业者》（History of the Successors of Alexander, 1569）也被译为英文。

在英国传记的流变中，这些译本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本土传记的风格手法、表现形式以及对待传记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变。英国传记作家对罗马古典传记作家的借鉴最突出体现在他们在文中对古典传记的拉丁原文或英语译文的大量引用，尤其是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塔西佗的著作。例如，艾萨克·沃尔顿的传记受普鲁塔克的影响很大，他不仅在传记中直接引用普鲁塔克英译本中的原文，而且还照搬了文中的许多意象和场景。乔治·保罗（George Paule）在1612年仿照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所撰写的《约翰·惠特吉夫特传》（The Life of John Whitgift,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中，多次引用了苏维托尼乌斯的原话，而且承认自己在拜读过塔西佗的《编年史》（Annals, 117）之后，有了为惠特吉夫特主教立传的想法。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 1610-1652）在《安德鲁·韦雷特传》中引用了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安东尼传》（The Life of Antony）、《地米斯托克利传》（The Life of Themistocles）、《亚杰西劳斯传》（The Life of Agesilaus）里的希腊原文。而约翰·巴纳德（John Barnard）在《彼得·黑林传》（Life of Peter Heylyn, 1683）中则援引了普鲁塔克、萨勒斯特（Sallust）、苏维托尼乌斯、塔西佗、奥古斯丁的著作（Stauffer, 1930: 44）。

英国传记作家不仅从罗马古典传记中引经据典，而且其传记的表现形式与写作风格手法也深受古典传记作家影响，这直接推动了17世纪英国传记向多样化发展，使英国本土传记面貌一新。就表现形式而言，普鲁塔克独特的平行传记形式为英国传记输送了新鲜血液。借助这一形式，传记作家可以在刻画模范人物形象进行道德教化的同时，对高尚的品德这一主题实现多样化，以此为读者提供多种可供模仿的典型品德，这使英国传记摆脱了千篇一律甚至张冠李戴的圣徒传，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此影响下，艾萨克·沃尔顿、亨利·沃顿（Henry Wotton, 1568-1639）等人纷纷效仿平行传记的形式，展示各种类型的圣徒楷模，为公众人物立传。沃尔顿在每一部传记中都为传主提供了另一位模范人物互作比较。在《胡克传》（The Life of Richard Hooker, 1662）中，他通过平行传记的形式向读者展示胡克作为学者的虔诚品质与约翰·惠特吉夫特作为政治家的高尚品德，以此刻画出更为全面、完整的神圣品质。在《约翰·多恩传》（The Life of John Donne, 1640）中，传主多恩与玛格达莲·赫伯特（Magdalen Herbert）构成平行对比关系，虽然二者人物性格不同，通过这种平行关系却能向读者提供两种美德的典范。而亨利·沃顿在其1641年所著的《已故艾塞克斯伯爵罗伯特与已故白金汉公爵乔治平行传记》（A Parallel between Robert Late Earle of Essex, and George Late Duke Buckingham）中也采用双行传记法的形式对两位传主进行比较，更清楚地凸现了出两位传主的美德（Stauffer, 1930: 44）。

就写作手法而言，罗马古典传记促进了英国传记从历史学科中独立出来。在文艺复兴以前，英国的本土传记局限于中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历史写作和宗教宣传两大传记传统。就宗教传记而言，其主要形式是叙述圣徒种种神迹的圣徒传，而世俗传记则主要是为帝王将相所立之传。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成就为主，却很少刻画传主的人物性格和挖掘其心理活动，因而使传记成为宗教和历史的奴仆，局限于为少数成就显赫的人立传，无法成为描写“人”的艺术。随着罗马古典传记的引入，英国本土传记作家开始从中学习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历史事件及其原因的深层次分析，同时使英国世俗传记的传主从帝王将相扩展到小贵族、中产阶级甚至专业人士。例如，以普鲁塔克为代表的古典传记作家强调通过轶事和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并塑造可供读者效仿的典范人物形象，这促使英国传记作家更注重对人物性格的雕琢。在此影响下，以人物素描形式写作传记的手法逐渐兴起，即传者事先确定传记中人物的某种品质或性格类型，然后以此为框架或主题塑造人物形象，并对细节进行调整。针对这一特点，现代主义作家哈罗德·尼柯尔森指出“17世纪是人物素描的世纪”（Nicolson, 1933: 52）。而罗马古典传记的另两位代表人物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同样重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但却对人类的本性持不同的态度。他们反对在传记叙述中保持缄默和宽容的态度，认为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是“抓住自我这个核心，揭露出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隐藏的人物性格，而权力正是利用这副面具来掩盖它的罪行”（Shuger 207）。他们擅长于揭露宫廷权谋斗争并对其原因作深层次分析，其传记著作与众不同之处是利用丑闻和谣言解读宫廷政治中的阴谋活动，刻画出阴险、残忍、腐败、邪恶的人物性格。因此，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通过对宫廷政治运作的阴暗进行骇人听闻却又可信的叙述，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读者意识到“詹姆斯一世统治下的白厅实际上与提比略统治下的罗马相仿”（Shuger 209），权力的背后隐藏的是种种阴险、血腥、腐败的政治权谋。在他的影响下，托马斯·莫尔和弗朗西斯·培根等传记作家与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任务和职责是毫无畏惧地揭露权力运作中的罪行和隐秘，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传记中为王权粉饰宣传，而是力图体现历史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莫尔的《理查三世史》，我们从这部传记中可以看到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深远影响，包括塔西佗式的反讽手段，为塑造传主卑鄙狡诈、阴险冷酷的暴君形象所运用的心理描写，揭露传主玩弄政治权术与阴谋时的那种不动声色、冷静客观的叙事口吻，凡此种种，有效地帮助传记揭示了传主阴谋诡计背后的本质。

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塔克（Plutarch, AD 46？-120）

罗马普鲁塔克在其代表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明确了传记的独特属性，他有意识地将传记同一般历史著作进行了区分，重视传记中通过轶事表现人物的性格和道德品质这一特征，这对文艺复兴时期乃至之后的英国传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传记大师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评价普鲁塔克对17世纪的影响时，称其为“古代传记之骄子（the prince of ancient biographers）”（Cromphout 465）。布什则认为普鲁塔克对材料的处理为17世纪的传记作家提供了“最引人入胜的古典范例”（Bush 229）。普鲁塔克的作品不仅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广为传阅，而且被当时的传记作家纷纷效仿。吉尔伯特·伯尔奈特（Gilbert Burnet, 1643-1715）的《汉密尔顿公爵家史》（The Memories of the Lives and Actions of James and William Dukes of Hamilton and Castleherald, 1677）、克拉兰顿伯爵（Edward Hyde, Earl of Clarendon, 1609-1674）的《爱尔兰叛乱史》（The History of Rebellion and Civil War in Ireland, 1672）以及艾萨克·沃尔顿的《多恩传》、《理查德·胡克先生传》（The Life of Mr. Richard Hooker, 1665）都仿照了《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写作手法。

因为普鲁塔克本人是个道德家，他对英国传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注重通过塑造高尚形象实现道德教化功用和精于雕琢人物性格两个方面。普鲁塔克的平行传记体通过比较不同的人物性格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人物自身及其命运产生的作用，凸显人物的高尚品德，并籍此对各种人物性格展开评价，这样有助于读者通过比较选择适合自己模仿的品德，满足了传者对传记教化目的的需要。普鲁塔克虽然与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都注重传记的道德教化功用，主张道德伦理是传记的任务，但他认为应当宣扬传主的美德和优点，而非对其缺点大肆渲染，因此他在传记中强调塑造高尚的人物形象，最终目的是促使读者效仿传主的种种善德。他将作传形容为绘画：

如果这些人物有些微的瑕疵，画家们既不能完全忽视也不应该加以夸大。因为后者将使肖像变丑，而前者将使肖像失真。同样，要将一个人的生平描述得完全纯洁无瑕，那是非常困难，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他一生中美好的篇章里我们必须尽可能把它的真相如实地刻画出来。但是，如果由于感情用事或迫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干了一些错事和蠢事玷污了他的业绩，那么，我们应当把这些视为白璧微瑕，美中不足，而不应该把它看作纯粹是卑鄙邪恶的产物。在历史上我们大家不应该过于热衷、不必要地描述这些缺点，相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好像我们所以指出这些缺点，只是为了说明人类的本性不可能十全十美，没有缺陷，毫无瑕疵的人是没有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第384页）

这确凿地表明普鲁塔克在刻画人物时所遵循的原则：忽略人物的缺点、描绘出人物美好的一生，即忠实于事实真相。因此如果传记的目的是为了刻画传主美德的话，那么强调性格上的缺憾之处就是不真实的。普鲁塔克在《伯里克利传》中指出，“有道德的行为则不然，它能立即对人产生影响，使一个人在赞美它的同时，马上就希望成为做这件行为的那个人……出自美德的事情，我们却喜欢身体力行……美德是有吸引力的，它能使人立即产生身体力行的冲动，不仅模仿它能使观看者的性格得以形成，就连研究它也能提供行动的准则。”（Ibid. 462-463）这道出了普鲁塔克“继续写作这些传记”的原因。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在1683年重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时，在前言中也指出了普鲁塔克的立传方法与其他古典主义传记作家之间的区别：(www.daowen.com)

苏维托尼乌斯与塔西佗都可以被称作历史学家或传记作家：但是前者过于热衷于色情描写，他在教诲人们的同时也进行此等叙述，另外那位作家……则经常关注于阴暗面。他们二人都不幸地选错了时代，他们不得不描写怪物而不是人……与他们相反，我们这位作者（指普鲁塔克——笔者注）通常喜欢称颂而并非谴责人物，他通常选择的是伟人并且他们以种种美德著称。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弱点或邪恶在他们的优点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当学习这些模范人物而非躲避他们。（Dryden, 1971: 276-77）

因此他认为普鲁塔克的传记将传主塑造为高尚的楷模形象，为读者所效仿，实现了教化目的；而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对传主的负面描写实际上起到了向大众灌输邪恶的作用。他认为倘若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立传目的是为了让今后的统治者引以为戒的话，他们就应当将更多的篇幅用于弘扬善德而非展示恶行。针对普鲁塔克传记的道德教化作用，有学者也指出，“任何历史的教育意义以及它们给人的快乐都无法和关于伟人和名人的传记相媲美。传记的简短使许多读者愿意阅读它们，而且这其中有许多短小精悍的段落，它们由于过于琐碎而不适合放入描绘整个时代的历史中，但人们都迫切希望了解它们，因而使普鲁塔克的传记要比其他任何希腊、罗马的书籍更为广泛地传阅”（Clifford 13）。

与英国本土传统相反，普鲁塔克对人物性格的重视高于历史事件。他认为人物性格可以决定其命运，并指出人物内心的性格是传记区别于历史著作的本质特征。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传》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方法，即“因为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能体现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面孔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而无需斤斤于人体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也必须得到读者的许可，俾能专心致志于人物灵魂的特征及其表现，并借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事迹，而将他们的赫赫战功政绩留给别人去写”（普鲁塔克，第13页）。

普鲁塔克对人物性格刻画的重视以及他认为人物性格是相对稳定、与生俱来的观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传记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传记写作往往忽略与人物性格相矛盾的事实。在刻画人物性格的过程中，普鲁塔克主张人物的思维与行为前后保持一致就是善德的表现，而邪恶则是不理性的，变化无端的。当普鲁塔克力图叙述传主的善行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表现出传主行为的前后一致，因为他认为善行是内在的、永恒不变的。但如若他的传主从善良转变为邪恶，他认为这就证明起初善良的人物性格是伪装的假象，最终其本性必将暴露无遗；或者是其原先善良的本性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而被命运改变，而这本身就意味着人物性格存在薄弱性，因为人物虽然可能无法改变某些事件，但却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不被命运所改变。例如在《尼基亚斯传》（The Life of Nicias）和《克拉苏传》（The Life of Crassus）这一对平行传记中，普鲁塔克叙述了克拉苏是如何通过放高利贷发家致富，又如何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对此他认为不仅纯粹的恶需要否定，而且像克拉苏这样既有善举也有恶行的人也无法归入品德高尚者之列。他指出，“可是有些人看到人们如此不光彩地聚敛财富而毫无意义地任意挥霍时，却认识不到这种性格上的不一致、不协调乃是一种邪恶的表现，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愕”（Ibid. 620）。在普鲁塔克的影响下，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作家在为品德高尚的传主立传时首先必须确定人物性格，之后在刻画人物性格过程中必须确保其统一性和持续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传者必须压制其他与之相悖的事实，这直接导致传记的真实性服从于传者为传记预设的人物性格。例如，沃尔顿在撰写《多恩传》时，针对多恩在担任神职之前生平中的各种瑕疵，坦言他将多恩的前半生确定为“第二个奥古斯丁”（Walton, 1966: 47-48）。他以此人物性格为框架，将皈依基督教之前的多恩刻画为犯下种种错误的浪子形象，揭示出传主所犯错误的根源在于缺乏自制能力，迷失了本性。而在叙述传主的后半生时，沃尔顿不惜篡改传主的书信等史料，竭力刻画多恩伟大、光辉的形象，并与其前半生形成鲜明对比，以此阐明多恩的本质是崇高的圣人。

塔西佗　（Tacitus, Cornelius, 55？-117）

塔西佗的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阿古利可拉传》在1591年被亨利·萨维尔（Sir Henry Savile, 1549-1622）译为英文并出版，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人们开始质疑人文主义思潮早期所崇尚的理想主义理念并开始对政治权谋和权力运作产生浓厚兴趣时，便开始意识到塔西佗的重要价值。如上文所述，塔西佗之所以能通过其著作向读者揭开宫廷政治背后的种种黑幕，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出色的政客，因而能够看透事物的表面现象，洞察一切阴谋诡计，并能对政治活动与历史事件作出客观冷静的分析。塔西佗这种揭开政客画皮的高超能力使他在文艺复兴时期深受读者欢迎。在他的影响下，以莫尔和培根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传记作家不仅在传记中经常引用塔西佗的话语，而且注重发掘历史背后的深层原因。他们开始不满足于在传记中仅仅像编年史一样叙述历史事实，而是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希望从心理、道德、政治等各个角度重新审视人本身，以获得对人更透彻的理解。

在受塔西佗影响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作家中，培根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培根不仅在文中引用塔西佗的话语，而且他反对罗马古典时期西塞罗式骈丽的文风。他认为修辞术往往会产生文过饰非的作用，因此主张叙述的内容或历史事实重于“文辞”。在培根的《亨利七世治理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 1622）中，他的文体和语言风格都十分接近于塔西佗。

塔西佗对培根最突出的影响是使培根从政治和历史的表面现象中挖掘真正的原因。即便这种原因看似十分细微，但却经常是理解人物权术运作的有效突破口。例如，《亨利七世治理史》述及亨利七世为安排其子亚瑟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联姻而举行商谈时提到：

这次联姻几乎相当于缔结了7年的和平条约，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对新人当时正处于蜜月中，尤其是王子十分宠爱喜爱王妃。但是真正的原因是王子和王妃都具有制定伟大决策的能力并且深谋远虑。他们都绞尽脑汁思考彼此的命运以及他们将如何展开行动。（Bacon 186-187）

由此可以看出，培根并未停留在王子王妃相爱带来两国和平这一事实表面，而是深入研究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

除了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之外，塔西佗还注重探寻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原因，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培根。塔西佗所处的时代发生了一系列巨变，即罗马共和国瓦解、罗马帝国建立。塔西佗对这一系列历史进程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心知肚明，他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叙述了人们对于权力和财富的饥渴是如何使他们丧失自由、道德堕落，从而导致政治派系林立、生活奢华、安于享受古罗马强大的统治所带来的安逸生活，这与培根所处的时代极为相似。当时英国无论在教会体制还是国家政治体制都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亨利八世发起的宗教改革虽然打破了教皇在英国的权威，但也削弱了大一统的王权与宗教意识形态。宗教界由此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并在宗教思想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旷日持久并扩展到政治和科学领域，最终在培根去世十多年之后引发了英国内战。在塔西佗的影响下，培根意识到他所处社会的巨大变化并对此持欢迎态度，力图像塔西佗那样通过撰写编年史探寻这种社会巨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他对都铎王朝产生浓厚兴趣并立志为五代都铎君主作史的原因。

评　价

在罗马古典传记作家的影响下，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开始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并探究历史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促使传记脱离历史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并为18世纪开始传记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古典传记作家注重通过传记发挥伦理道德教化作用，因此他们刻画出的人物“从来不是全面的、真正的人”（Maurois 27）。古典传记的这种注重伦理道德的倾向与英国本土传记同样重视道德教化作用的传统完全一致。这直接导致传记写作中忽略历史事实，为达到道德教化效果而“塑造”出圣徒或罪人（saint or sinner）的形象，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的现象层出不穷，这极大地破坏了传记的客观真实性。正如薇薇安·德索拉·品脱（Viven de Sola Pinto）所言，普鲁塔克与塔西佗的伦理传记都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文类产生了影响，而且他们与以比德为代表的英国本土传记传统是互补的，都提供了伦理传记或教化传记的典范之作，因而使传记成为宣扬道德楷模的载体，这极大地削弱了传记的客观性和特殊性（de Sola Pinto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