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洪

　　2010年12月，为庆祝罗纳德•科斯教授的百年华诞，天则所联合了十余家学术研究与出版机构共同举办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同时编辑了同名的纪念册。纪念册印刷出来以后，又配上专门制作的精美的漆盒，效果不同凡响。不仅科斯教授收到后很是高兴，科斯太太爱不释手，很有鉴赏格调的五常教授也倍加称赞，除会议赠送的外，还自己掏钱买了十套。他对这套纪念品只有一个批评，即在纪念册的最后，应该放一张现在中国的照片，以表示科斯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用自己的经济奇迹对科斯教授的报答。科斯与中国果真联系得这么紧密吗？

　　科斯在诺贝尔领奖演说中曾说过，“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使我们的分析将经济体系的特征包容进来。如同在Ｇ．Ｋ．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的传说——‘看不见的人’中的邮递员那样，这些特征是如此地显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说的“经济体系的特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学诞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如同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千百年来，产权制度无形地、默默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如此地理所当然而又让人熟视无睹，以致成为“看不见的人”。

　　那么，重新强调一件古已有之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在于，这一自古以来人们从不怀疑的制度在近代以来受到了忽略、质疑甚至否定。这不仅来自马克思的批判，凯恩斯的削弱，也来自新古典主义的漠视。这些理论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过分夸张人类理性的作用。产权制度就像所有的社会传统一样，在人类的“致命的自负”的时代中，是无法昂首挺胸，自证合理的。它必须经过理性的评判，才能证明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产权制度的否定才会大行其道。然而，无论什么样的理论，最终还要用事实去证实或证伪。在注重传统的时代，理论未必会被人们遵行；而在理性狂妄的时代，理论有可能成为一个集团的行动纲领，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旦理论有着致命缺陷，它所带来的灾难则是无法估量的。不幸的是，中国成了否定产权制度的实验场。

　　科斯教授回顾说，他在年轻时信仰社会主义。后来当他思考企业为什么存在时，对列宁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最后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他移民美国，不仅是对美国的偏爱，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缺乏信心”。科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证明了自然发生和演进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的。

　　在科斯教授头脑中的理论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在中国就是整个社会的现实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对于前者，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痛苦、迷茫、徘徊和兴奋；对于后者，则是社会现实中的战争、革命、掠夺、仇杀、饥饿、专政，以及改革带来的巨大成就。一件本来可以通过思维实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果用社会实验的方法，就要付出多出千百万倍的代价。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实验，又怎么证明理论是对还是错呢？只是不幸的是，这个实验场在中国。她不仅是我的祖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实体。

　　科斯教授头脑中小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扰动，在中国现实中就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对产权制度的否定导致了用暴力夺取在产权制度上较为成功的人的财产，并对其中一部分人，如土地产权的拥有者实行了肉体上的消灭。有大量史料记载，地主不仅被没收了土地，而且还不经任何合法的和公正的审判（那怕依据否定产权的理论）而被剥夺了生命，准确地说，他们是被虐杀了。在所有生产资料的产权都变为“公有”以后，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迅速下降，以致有着数千年农业历史的中国，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不只三年），有数千万人被饿死。在全面“公有制”实行了二十年以后，社会经济几近崩溃，中国不得不，当然也借助于开明领导人的出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科斯教授对产权制度和市场的回归，在中国就表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既然科斯的贡献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中国改革的成就也没有什么超出传统的秘诀。只是简单地回归了传统，即重新发现了产权制度这个“看不见的人”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简单，却成就非凡。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多年，中国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实比什么理论都更雄辩地说明自发的秩序要远胜过人为设计的制度。如果中国走过的弯路还有价值的话，那就是以人类史中前所未有的牺牲告诉人们：计划经济，此路不通。(www.daowen.com)

　　科斯教授诞生于1910年12月29日，第二年的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可以说，科斯是与推翻帝制后的现代中国一起成长的。他从小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其中那个古老国家深为向往。在他成年后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深重灾难。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更为关注中国的制度变迁。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值得冒险发现的神秘大陆。1987年，他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50周年研讨会的演讲中说，“我想再度扬帆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一切可能是发现了美洲，我也不会感到失望。”

　　也许他的中国情结使他很愿意结交中国人。在六十年代，他认识了张五常，并对后者的才华非常欣赏。九十年代，我应他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后来认识科斯教授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现在的中国助手叫王宁。在2008年和2010年，他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分别资助了两次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讨会，与许多中国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见了面。与中国人的直接沟通，使他找到了中国的感觉。

　　就这样，在探寻更好的经济制度的道路上，科斯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科斯仿佛就是内在的思想的中国，中国仿佛就是外在的现实的科斯。他们互相印证，交相辉映。科斯对中国的希望，就如同他对自己在思想探求上的希望一样。而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虽不因科斯的理论，而是缘于对中国传统的记忆和发掘，但科斯的理论与中国的取向不谋而合，并加强了这一取向。这是一个对全人类都有价值的取向。因此科斯在2008年的芝加哥会议的闭幕辞中说，“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据说科斯教授的百岁诞辰，只有中国人给他举办了庆祝活动；他也婉拒了一些西方媒体的采访。这足见科斯与中国的关系。随着科斯教授与中国的交往，两者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了。这本论文集，是作者们为庆祝科斯教授的百岁生日而提交给研讨会的，说明科斯教授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逐渐演化为中国自己的理论。反过来，中国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维素材。科斯教授在百岁生日时回答王宁的采访时说，“1988年我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我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中国，理论和实践在互动，在融为一体。

　　当然，正如理论有争论，也有谬误，实践也有起伏和反复。在中国，我们还面临着如何解释三十多年经济奇迹的问题。一些人坚称，这是因为中国有更多的政府干预，而看不到改革过程就是一个市场的领地不断扩大、产权不断清晰和个人化的过程。他们仍然以“中国特殊”为理由，企图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扩张和地方政府掠地。所以，对中国奇迹原因的阐释和对当前问题的分析，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学派发展的重要契机。这个科斯教授期待的“中国经济学派”就是他所谓的“正确的经济学”。他对王宁接着说，“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科斯是一个个人，中国是一个社会生命体；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而社会的生命理论上是无限的，只要这个社会遵循了正确的道路，如“正确的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或者按照中国的说法，天道。而个人，因为社会“立言”，而使社会走上这条正确道路而使之永存的人，也将与社会一起不朽。　　

　　2011年6月8日于五木书斋　

　　（原载于2012年6月的《读书》，刊载时题为“科斯与中国”，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