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军 

　　9月3日，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去世，国内经济学界一片哀悼，人们在痛惋这位经济学家的离世之时，也对他和中国的失之交臂感慨不已。观察者网特别对话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谈谈他眼中的科斯，以及科斯理论在中国遭遇了哪些误读，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科斯的理论遗产。

　　观察者网：国内经济学家，比如张五常、茅于轼、周其仁等都和科斯有过密切交往，不过科斯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理论存在误解。在您看来，国内经济学家对科斯理论有哪些误解？

　　张军：科斯的有些概念，比如交易成本、产权等，其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拿过来用的。国内也有一些科斯的追随者，我也不需要点名，反正我知道有那么几位对科斯是顶礼膜拜，认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伟大的，有人已经把他比到了爱因斯坦的高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僵化、教条的理解。

　　但不可否认，科斯是一个以思想见长的经济学家。这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按照今天的标准，他虽然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框架，但他的思想还是古典价格理论的延续。只是他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是建立在研究现实世界的基础上，主要是做实际调查，写一个案例，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也就是后来张五常在大陆一再强调的要了解真实世界，张五常自己也是走这条路的。科斯早期出版的《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以及他研究BBC的垄断，英国的灯塔制度，就是遵循了这个路子。所以你看他的论文基本都是很多案例和材料，比如从档案馆调出来的历史资料等等。通过讲述和分析这些材料，他给出了经济学的解释。

　　我认为科斯的经济思想今天看来还是有冲击力的。但是按照今天的经济学范式，他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形式化的理论来，所以科斯的思想可以影响很多人，但他的理论很难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式写给大家，因为它没有一个抽象的逻辑框架。理论是一个抽象的结构和语言，太具体的东西就不是理论，因为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必须抽象掉很多细节、很多历史的东西，才能形成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被后人发展。因为这个，科斯得诺奖才引起那么大争议。包括后来斯提格勒教授把科斯1960年论文中包含的思想总结为科斯定理，也引起很大质疑和争论。

　　到底什么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并不是科斯自己说的，也没有个模型化的东西，只是后人把它总结成科斯定理，也不是很严谨，后来张五常也对此做过很多批判。所以我觉得，回头想想九十年代科斯思想流入中国以后产生的效应，很大程度上不是科斯的原因，跟我们那时候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有关。我们似乎是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去理解科斯和他的思想了，也存在一定的误读，其实他研究的东西跟我们那时候要改革的东西并没多大关系。

　　观察者网：科斯去世之后，国内舆论反响比较大，有人写文章继续宣扬科斯理论，有人认为科斯理论在中国实践中还存着一定问题。可见对于科斯，国内经济学家的意见还很不统一。在您看来，作为经济学家，科斯真正的贡献是什么呢？

　　张军：我个人看法，科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经济思想史上，他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考察法律。从五六十年代一直到过世，其实科斯主要的工作是和法律有关系，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学不是商学院也不是经济系的教授，而是法学院的教授，他自己也编一本杂志叫《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他的创造性贡献与其说在经济学方面，不如说在将经济学运用于法学上面。

　　1991年我翻译了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的《法和经济学》，第一个把这本书介绍到大陆。事实上，是科斯开创了这样一个视角，用经济学去分析法律。美国有个很有名的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发展了科斯的思想，推动了法和经济学的联姻，或者叫经济学分析法学这样一个流派，波斯纳本人也是一个大法官。

　　科斯的这一思想来源于他196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叫《社会成本问题》，作为法律概念的产权也是从这里面出来的。科斯就是用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强调资源最优配置，将这个思想运用到法律上，特别是运用到法权上面，就是权力怎么分配和界定会让结果更有效率，他的这一想法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的逻辑是假如物理世界没有摩擦力，相当于我们这个社会经济里没有成本，法律上的权力界定在哪一方跟结果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换句话说，权力如何界定不影响结果。这是在理想世界里，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个世界有摩擦力，也有成本，所以产权开始怎么界定对结果有很大影响。

　　这种思想在美国或者在盎格鲁撒克逊系统里会比较有影响，因为英美法系是普通法，怎么判没有事先的规定，取决于以前的案例以及法官对这个事件的评估，所以叫法官造法、法官判法。科斯的东西对这些会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它会影响法官对案例的看法，那么科斯就提醒大家说你得从效率的角度看问题，判案子得考虑到长远的影响。而中国本身是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按照成文法来判案，所有的东西都要写到法律条文里面，法官的作用没有那么重要，所以科斯的这个思想在中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法学界也比较主张应该引用这个思想到我们的判案里面，但总体上我们是两套系统。

　　观察者网：那么，科斯的理论在中国有没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

　　张军：其实我刚才讲的，科斯在法和经济学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潮，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里就会有这类课程，现在也编了教材，希望能够对学法律的学生灌输这样的思想。我们国内的学校也开了这门课，还用了我翻译的教材。但总体上，从1991年我翻译这本书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也没有成气候。科斯的理论跟我们国家的情况还是比较脱节的，所以他可能在学术上会有一点点影响，但实际上对我们法学界的影响并不大。

　　观察者网：科斯的研究中一直很关注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他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的经济学思想和社会制度变迁。那么，您认为科斯的理论对中国的真正贡献是什么？

　　张军：首先我觉得他并不研究中国，他很关注中国也是因为张五常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推荐张五常去香港工作，这样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变化。张五常到香港后写了本书叫《买橘者言》，这本书在大陆影响很大，第一次把科斯的产权这些概念介绍给了读者，大家才知道有科斯，这是在他获得诺奖之前的事情。后来张五常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论，这多多少少会影响科斯对中国的看法，他周围的人也会不断给他讲中国的事情，知道了中国这三十年来发生的变化。所以科斯他本身是通过阅读开始慢慢了解中国，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体量比较大，经济上有这么大的成就，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家都会被打动，我想他也不例外。

　　但你说他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理论可以拿来为中国用？总体上我觉得没有。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流行于中国10多年，应该与科斯的思想被引入中国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流入中国，迅速成为主流，2000年以前差不多有十来年的时间，在中国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学术活动上，谈中国问题，谈改革，必谈新制度经济学，好像经济学只有一个门类，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但我觉得这个现象并不代表科斯的理论在中国很管用，而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交易费用等概念有助于我们来理解改革的变化，所以我们对科斯有一种独特的情结。

　　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新制度经济学在大陆盛行，或者说几乎统揽整个学术思潮，其实我觉得可能跟另外一个人更有关系，而不是科斯。这个人叫道格拉斯?诺斯，也是诺奖得主，现在还健在，是张五常的同事和朋友。诺斯研究制度变化和制度变迁，任何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大家当然理解为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后来发现我们国内在那个时间里的改革过程可以用诺斯的理论来描述，而不是用科斯的。

　　观察者网：那么，科斯理论的盛行是因为迎合了当时中国改革的哪些需要？

　　张军：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发现“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很有用，因为过去经济学只有生产成本，没有交易领域的成本。这个概念也不是科斯开创的，在他之前文献里可以找到，包括马克思讲过的流通费用，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科斯第一次明确用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概念很新鲜，讲的不是生产领域而是交换领域，交换领域则可能和制度很有关系。九十年代一个经济学家可能会说，计划体制可能交易成本更高，当然不一定很准确，但是大家就习惯这样去用。

　　第二我觉得“产权”的概念对中国影响很大，这个可能跟我也有关系，因为我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现代产权经济学》，也大量介绍科斯的东西。产权经济学在当时非常流行，因为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权的变化，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两个概念，好像大家搞不清楚到底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后来出现产权，我们就不讲所有权，也不讲使用权，我们讲它是产权，其实也不准确，但当时大家可能觉得产权是一种模糊的清晰。原来我们太清晰了，发现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两个概念变得反而模糊了，改用产权，好像它没说清楚到底是指所有权还是使用权，但是大家感觉它特清楚，所以产权的概念那时候非常流行。九十年代我去很多高校，很多学生拿着我的书找我签名，甚至有些教授跟我讲当时买不到这本书，就拿去复印，所以当时大家对产权这个概念特别欣赏。其实现在想想，科斯的产权是一个法权，他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概念，但大家觉得他似乎很能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状况。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只有科斯讲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当然后来诺斯的理论大家也比较欣赏。

　　观察者网：目前国内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还是这么推崇吗？

　　张军：新制度经济学经历了九十年代的高峰期，过去十年间其实已经衰落了，现在走到高校里跟学生聊，很少有人再谈起新制度经济学，也很少有人再谈产权、交易成本，科斯定理也没有人谈，所以慢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况。现在可能我们更关心的不是科斯也不是诺斯，而是经济学主流的东西。经济学本身有一套技术和一套价值观，科斯的东西说到底也没有超越这套价值观，没有超越经济学关于最优化、分配效率的范畴，只是他的方法是更古典的，是马歇尔经济学传统的承传，而且他把重点放到了法律方面。

　　当然，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的转型改革，完全可以不用这些概念，也不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我们现在用的是最标准的经济学语言，可以讲得更清楚。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衰败的原因，在经过了一段介绍、阅读和崇拜之后，大家慢慢就冷静了，发现科斯、诺斯的东西只是经济学主流这个长河里的一朵浪花而已，他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本身经过了两三百年的发展，有一套严密的体系，无论你是谁，你还得回到那套体系，否则就会被抛弃掉，就像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去参加国际会议，还大讲科斯和诺斯，人家会觉得你或许来自另一个世界。当然我并不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不重要，也始终认为科斯和诺斯是我们值得敬仰的大师。

　　观察者网：科斯作为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本身也有很深的反思，比如他提到的“黑板经济学”，甚至认为“某些科学家沦落到跟骗子和江湖‘气功大师’一个档次了”。国内一些清醒人士对于经济学家也有这样的反思，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科斯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呢？(www.daowen.com)

　　张军：这个批评一直存在，所谓黑板经济学无非就是说脱离实际，很多事情都是从文献到文献，书本到书本，其实我觉得科斯的批评还算比较温和的，还有比他更激烈的，比如有人批评这种现象叫“安乐椅上的经济学”，就是你就是躺在那儿从来不去身体力行。科斯这样批评也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我要去做调查，把过程细节了解清楚，比如历史上经济学家一直讨论灯塔是公共品，私人不会去建造，科斯觉得讨论了上百年了也没有结论，所以他就去研究英国的历史，看看这个灯塔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英国的灯塔相当长时间是私人建造的，那么他就反驳了这些教条的经济学家。

　　我觉得这是对的，经济学是要调研，但今天可以不需要像科斯那样调研，随着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现在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比科斯的时代要高端很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你看美国最好的经济学杂志也很少出现计量经济学这样的研究论文，但今天你想找到一篇不是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学的论文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方法在变化，在进步，我们处理数据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经济学在量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么我可以观察你的结果，然后反推导致这个结果的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当年是要通过身体力行来调查了解的，现在我就可以通过一些假说来进行验证，大大提高了分析的能力，这和科斯的方法也不冲突，但或许比他更高级了。科斯研究问题和案例，比如研究BBC的垄断，研究灯塔，就到此为止了，不能变成一个抽象的理论架构，因为理论要脱离具体的案例，舍弃掉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然后形成一个逻辑结构，所以我说科斯的工作其实不是构建理论，而是赋予案例以思想，经济学的思想。

　　与科斯一样，张五常这些年也一直强调经济学家要做调查，要研究真实世界的问题，经济学从事的是“经济解释”。张五常身体力行，要把经济解释的传统回归到经济学中。但不可否认，这是经济学的古典传统，今天有些失传了。今天的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经验观察虽是第一位的，因为你要发现问题，你就要去观察，但重点的工作是去构造抽象的和形式化的理论，然后再用统计数据来检验你的理论，这成为了目前的一个标准方式。是否过了头？这是没有答案的。

　　下文为《东方早报》和搜狐财经对张军教授关于科斯的采访，谈到了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对中国改革的影响，以及他完美幸福的婚姻生活。观察者网全文刊登，以飨读者。　　

　　科斯开创了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　　

　　张军：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人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最大，一个是罗纳德?科斯，另一个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上个世纪80年代，科尔奈对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有特别大的影响，80年代末，科斯的思想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我自己也有幸成为介绍科斯思想的中国年轻经济学者之一。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我们了解他的经济思想是在他获奖之前，获得诺奖之后，他的影响力就更大了。他的几篇论文，比如《厂商的性质》，这是1936年写的论文，再比如《社会成本问题》，是1960年写的论文，几乎每个从事经济学的中国人都读过这两篇论文，可见他在中国的影响之大。

　　科斯他本人并没有出版过很多书，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数不多的论文里面，在他得了诺奖之后，才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这个也很快被翻译成中文。他最早的一本书是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案例，花了大量时间调查英国整个广播系统的结构以及它是如何垄断的， 1948年科斯出版了《英国的广播：一个垄断的研究》，这个是我见到的科斯最早的著作，从此之后我没有看到过他有其他的书出版。

　　但是他在不同的年代有过一些重要的论文，比如他有一篇文章讲英国的灯塔制度，另外他还专门研究过英国的广播频率分配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讨论经济学最基础问题的论文。不过我想他最重要的思想还是体现在他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所发表的几篇重要的论文当中，其中我们最熟悉的两个研究成果已经载入了经济学思想史，第一个成果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概括为“交易成本”，换句话说，科斯可能是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过去经济学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我相信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交易是有成本的。科斯比较早地从交易成本这个角度入手，试图理解现实经济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比如说他在1936年发表的《厂商的性质》，他第一次回答了一个问题：如果市场可以很好地进行资源分配，为什么还有大量企业存在？企业和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过去的经济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于把企业的存在理解为自然而然的，所以不会去探讨为什么会有企业。科斯之所以认为企业存在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重要的是他不从生产成本的角度入手，而是认为在交易领域里面也存在着成本，而这个成本是被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忽略的，所以他抓住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以后，能够回答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所以才有1936年的《厂商的性质》，这个文章是划时代的，有了这个文章才有了后面关于厂商经济学的发展，才有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

　　所以今天回过头看，科斯可能在做学生的时候，因为1936年他才26岁，其实他已经不同寻常地走了一条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走的完全不同的路，所以他的思想才会那么猛烈、那么打动后来的经济学家，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后来在交易成本和厂商理论这个领域里面也有多个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个贡献是1960年科斯发表的《社会成本的问题》，这篇论文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其实就是讨论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外部性了，但之所以称科斯1960年的文章是划时代的，不是因为他在技术上有很大的改进，或者有很多创新，而是思想上有很大创新，他可能是第一个想到外部性的产生，以及在如何解决外部性这个问题上他想到了法律。实际上，1960年的这篇论文是经济学家第一次把法律的问题和经济学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所以我认为科斯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思想影响更加深远，他不仅提出了后来被经济学家总结为科斯定理的命题，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者说开创了经济学与法学联姻的一个新天地，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法和经济学这门学科。

　　事实上这门学科的影响相当深远，在1960年的这篇论文里面，他讲外部性问题的时候，可以说他是从法学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也可以说他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但是他最后落脚到经济学的层面上，他以法律的问题开头，用经济学回答法律的问题，所以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考察了大量的案例和法官判罚的文本资料，最后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产权是法律界定的，法律界定的产权无论有效还是无效，从某种意义来讲都不重要，只要这些权利是可以交易、交换的，最后这个权利的分配会按照市场原则分配到使用权利最有效的这一方的手上，而不管初始的法律对这个权利的界定是怎么样的，这句话被解读成“科斯定理”。

　　但科斯定理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强调的到底是产权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一点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解读。当我们说产权的初始分配，也就是说法律界定的最初的权利，对最后结果的影响是没有关系的，从这个意义讲产权不重要；说它是重要，由于市场是有缺陷的，产权的交换不是那么有效和一帆风顺，所以产权交换最后不像我们想象的总是能够把权利分配到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个权利的一方手中，既然这样，权利最初怎么界定就变得很重要。

　　从前一个方面来讲，产权不重要，因为不管怎么分配产权，最后这个权利给谁是市场说了算，是由交换结果说了算；另外一方面，产权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权利不是总能交换到最有效的使用权利的这一方，所以权利最初怎么界定就非常重要了。我现在想，不管产权重要还是不重要，但科斯定理是重要的，因为在经济学家的队伍当中，这是第一个用经济学眼光去看待了法律，也可能是在法学家的队伍当中，第一个用法律的眼光看待经济学，所以它的影响力在经济学和法学界是同等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法和经济学这门学科可以得到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两方面的欣赏和发展。

　　科斯一生当中对经济学的贡献，不在于他发表了什么分析技术，不在于他对很多问题做了实证研究，甚至于不在于他发表了数不清的论文，重要的是他一生至少在看待这些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上面，有了非常不寻常的原创性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科斯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家。可能他每篇文章都在创新，都在超越已有的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式、研究结论，以及研究逻辑，但科斯并没有推翻经济学，也没有推翻法学，在经济学和法学两个领域里面又都获得了重要的成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来自他推翻这两个学科，重要的是来自他能够发现被这两个学科忽略的一些领域，而这些领域恰好是金矿，所以他才有了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这两个概念的发现，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在经济学的思想史上会永放光芒。　　

　　科斯的一生是非常普通的一生　　

　　张军：我认为科斯的一生是一个非常普通、毫不传奇的一生，但他一生实践着一样东西，用他的学生辈的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威廉姆森的话说：“科斯一辈子在研究制度，而不仅仅如此，他自己也是制度的最佳实践者”，我理解这句话有三层含义：第一，他研究制度跟很多其他研究制度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自己研究制度的时候是去了解真实的制度，比如说他研究英国的灯塔，灯塔到底是不是免费的，是不是政府提供的？经济学家纠缠了几百年，但是科斯去调查英国历史上的灯塔到底是谁经营的，所以说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经济学家，一个实践者。所以我觉得威廉姆森说科斯是一个制度的伟大实践者，首先包含了这个含义。

　　第二层含义，我觉得是科斯在芝加哥大学立足以后，其实他的后半生在默默无闻地编辑着一本杂志，这本杂志的名字叫做《法和经济学杂志》，我们都知道办好一本杂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所以科斯后半生大部分致力于这个杂志，不仅参与创办，而且还参与杂志的编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我想这个可能是威廉姆森的话的第二层含义。

　　第三层含义，科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是世界最伟大的制度之一，科斯的家庭、婚姻非常幸福美满，他去世之前的几年，他夫人一直住在医院里面，将近百岁高龄的他还到医院照料夫人，可见他在家庭、婚姻上是多么地忠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最佳实践者，我想威廉姆森对科斯的评价应该包含这三层含义。　

　　科斯对中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张军：科斯在晚年的时候一直说要访问中国，当然最终并没有成行，所以他是没有来过中国的，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对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对中国的改革兴趣十足，而且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我想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影响，张五常先生在80年代初受科斯推荐回到香港大学，比美国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也写出了大量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事实上，张五常在香港出版的《卖橘者言》，第一次把科斯引入到了汉语世界。所以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能够知道一个叫科斯的人，能够知道产权，能够知道交易成本，我想要归功于张五常先生《卖橘者言》这本书。

　　由于张五常先生在香港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所以科斯也就借助张五常的文章，以及与他的通讯联系，成为中国经济变革的旁观者，我相信科斯一定知道他的思想、他的论文在中国大陆拥有如此多的读者，他一定很高兴。事实上，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的2008年，科斯先生倡议并且亲自过问在芝加哥大学举行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国际研讨会，我自己也受邀，并提交了和美国同行合作的论文，虽然我自己因故没有到会报告，但是我从各个渠道得知这个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科斯先生亲自与会与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见面、交流，在他接近百岁高龄时，他还希望能够研讨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希望理解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虽然不能亲自来中国是一个遗憾，但我想他所组织的这些会议，某种意义来讲满足了科斯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兴趣以及好奇心。

　　科斯过世了，大陆有很多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发表微博、博文等等纪念科斯，科斯的思想到底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这个今天还很难评估，但是有一点，今天中国经济学家在思考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使用交易成本、产权这样的概念，我想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比科斯更幸运，因为交易成本和产权这两个概念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度里面正在成为经济学家挂在嘴边的日常用语，这是对科斯最有价值的纪念了。

　　产权的改革在过去30年始终贯穿在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当中，甚至于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核心的内容，我自己有幸在80年代末转入对产权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在1991年在国内首次出版了《现代产权经济学》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以后，迅速受到国内经济学家的广泛阅读，甚至成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很多学生必读的书目。我想我能够出版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对科斯1936年、1960年以及其他年份的一些论文的认真研读，《现代产权经济学》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的改革进程，因为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阶段，变更产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界定产权使得市场的交换能够更有效率，使资源分配更有效率，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产权的思想无疑是能够打动当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

　　所以我们今天来纪念科斯，需要提到科斯对中国经济学家的影响，需要提到科斯的思想如何影响到中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可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无论你走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大学，我想制度经济学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任何一个学术讨论的关健词，这不是偶然的，并不仅仅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跟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过程有比较大的关联，我想更重要的还是科斯开创的这样一个分析经济现象的方式，思考经济问题的更深层次的角度，能够让经济学家在复杂的经济关系变革过程当中始终把握方向，我想这一点是很多别的领域难以做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陆一度成为主流，几乎达到了每一个中国的年轻经济学家都是新制度经济学派这样一个水平。这好像有一点夸张，但是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和普及程度。

　　今天看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已经不如90年代，但这并不降低新制度经济学的魅力，并不降低科斯以及其他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的贡献，以及这门学派的独特优势。所以科斯去世了，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发表文字悼念科斯，并不是因为科斯跟我们国内这么多的经济学家有个人交往，也不是说我们国内有那么多经济学家跟科斯是面对面的朋友，更重要的是通过科斯的论文和他发现的概念，让中国几乎一代的经济学家接纳了科斯，愿意把科斯当作自己可以进行思想交流的朋友，当然科斯不仅仅是朋友，科斯也是经济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