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10时访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近代与当代中国研究所主任Isabelle THIREAU女士，她是一位社会学家，对中国农民工问题有过较深入的研究。访谈记录如下：

我在香港待了六年，主要到广东研究农民工问题。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防止社会骚乱需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农民工有些进步。中国的弱势群体不是那么弱。他们在组织自己的学校和维权组织。农民工不完全是被动的。在许多企业，农民工的处境的确比较不好，但他们在想一切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任何社会改造，都要看到他们曾经的努力。民工子弟学校是存在，他们并不是那么悲观。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融合的，他们是相互信任的。他们在帮助中国社会进步。农民工自己的努力是整个中国社会宝贵的财富。农民工的小孩是一个问题。农民工的第二代将比法国移民的第二代更困难。在法国是一个思想问题，他们不存在身份问题，他们是法国人。而在中国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国的农民工要比法国的移民融入更困难。

第一，要解决户口问题。有人认为，户口的问题是防止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现在有一亿民工，他们在城市基本上是可以生存下来的。因此，我不理解，中国为何不能解决户口问题。因为只有解决户口问题，才能有长期的计划。中国现在的农民工，许多是个人移民，不是全家。这有很多原因，他们要比19世纪法国农民进城困难得多。我不相信，中国还没有解决户口问题的资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让他们有安全感，要给他们长期的计划，要让他们知道城市是他们自己的。

第二，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更大的问题。他们现在只能进入农民工的子弟学校，这些学校被称为黑学校，他们不能按受平等的公民教育。当然，要注意民工子弟在一起接受教育可能会形成一种民工意识。当然，有许多民工学校在注意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有意识培养这些孩子做人的尊严。他们反对歧视，他们称自己是新居民。这些都是些民间组织在进行这个工作。国家也应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要制订计划让民工有意识地进入城市社会生活。要让这些农民工自己来表达他们的需求。(www.daowen.com)

第三，要解决城里人对农民工这些新居民的看法。根据我的调查，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大都市的老居民对农民工的看法是存在许多问题的。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相互间并不能融合。这一点在深圳等移民城市要好一些。但在中国，对农民工这些新居民存在偏见是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引发许多问题。

第四，要解决农民工的利益表达问题。现在农民工因为居住在一些城市的边缘地区，他们相对集中，相互可以给一些帮助，团结起来也可以解决一些困难。但长期让他们集中住在一起，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但分散他们，就要解决他们的利益组织和代表问题。

我在这里还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法国社会学比较注重研究社会群体，首先就是要研究他们自己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