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下午，在外交部Yves CHAUCHAT先生和翻译的陪同下，到国立高等地中海农业研究国际中心（CIHEAM，全称为Centre international de hautes études agronomiques méditerranéennes）访问中心主任Bertrand HERVIEU先生。Bertrand HERVIEU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曾五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有很深的研究。

于：法国的农民权益状况如何？

Bertrand HERVIEU先生：我们可以把法国农民的情况与中国进行比较。法国和中国有两个共同的方面：

其一，现代化的认同感是通过先进的农业来认同的。因为法国比较晚才进行农业现代化，是在“二战”后才进行的。在六十年前，农业人口是全法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后来法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有些高级官员（农业计划总署）非要进行农业的现代化，他们认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法国的现代化。他们希望把美国的模式运用到法国。很多人达成一致意见，农业现代化需要运用大量的科学技术。因此，在1946年国家成立了农科院，科学家相信发展农业要运用农业科技。还有一个是许多国家不能仿照的，是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二战”前后，法国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天主教青年团运动。天主教青年团运动要求改变天主教保守的一面，实现现代化，但它并不是革命的运动。他们希望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这些青年主要是农民青年，他们与计划总署的官员和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都有发展法国农业的愿望。欧盟中的德国和法国都以农业为基础。

法国与中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致。法国有两次以农业为主的计划。法国在1880年才成为真正的共和国，这是因为农民的原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是由于法国的农民，当时法国人口一半都是农民。法国成为欧盟的主要国家也是由于农民。这是我们两个国家共同的特征。因为中国也是农业大国，是以农业文化为主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体制的变化也依赖于农民。

中国在全球化表现出来的农民问题，这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区别。法国农民人口占就业人口的3%，原来是33%，现在农民都转移到了工业和第三产业去了。法国农业现代化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农民到工业去工作。而现在为了实现全球化，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农民。经济的全球化好像是二十亿的人口，不需要世界人口的一半。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部分经济是在大都市的沿边地区，这是经济的主要地区，尤其是农业经济好像在世界经济之外。世界的经济分裂，在于穷人（内地的）和农民。提供农产品不需要这么多的农民。中国是一个在城市化中的农业国家。中国农业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建立起一个大的桥梁，必须要处理好现代化的农业、大量的农民与大都市之间的联系。中国是不是可以发明一种农业的模式？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同时可以利用大量的劳动力的模式？如果新的中国只有5%的农民会怎么样呢？

世界上的农业大国都在进行商业性的战争。农业政策的重要目标，首先要考虑国内市场，要考虑到国民的生活。在法国有33%农业人口的时候，我们还要进口农产品。在1959年的时候，法国戴高乐将军公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要求法国农业现代化。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就不是一个大国。(www.daowen.com)

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权益，革命性的决定是在法国租土地的权益比土地所有者的权益还要大。农业现代化一定要从土地开始。第二个方面是经济方面，就是农村金融，让农民贷款。第三个方面是政治方面，就是要让农民组织起来。第四个方面是教育和培训。第五个方面是保证农产品的价格。

但是问题在于农业人口在不断地下降。由于部分农民离开了土地，法国才成为了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利益与全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法国政府决定将租土地的合约定为18年。这很重要。农民要制订农业计划，需要大量投资。合约期比较长，同时要求土地租金要比贷款的利息低一些，这样就有人卖掉土地。在中国应找一种办法，让农民有长期的使用权。可以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久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通过全球化能解决农业问题，对于目前还在全球化的人口，就会找到一种道路。

目前，全世界有三种类型的农业生产者。一类是企业规模的农场，资金、技术、土地面积都很大。这在全世界有两个国家，巴西和俄罗斯。这种农业的形式完全进入了国际市场。第二类的农业生产者是部分或者全部脱离农业的农民，或者称之为“兼职农民”。第三类是来自农民家庭的农民，他们的土地是租的或者自己所有，生产量不尽相同，这种农业模式是传统家庭之后的农民，是工业农业和传统农业的中间模式。

农民的力量来自工会和职业组织，这些都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