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给中国的建议

2007年4月16日下午14时30分，按照早先的约定，我与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 （EHESS，全称为cole des hautes étudesen sciences sociales）Michel BONNIN先生及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国际关系研究中心Jean-Philippe BEJA先生讨论巴黎郊区的骚乱对中国的警示意义。

Michel BONNIN先生是历史学博士，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研究中国问题三十年，主要研究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各种社会运动，主要的著作是《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Jean-Philippe BEJA是政治学博士，研究公民与政权的关系，代表作有《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

于：首先请你们介绍一下法国大城市郊区骚乱的经过和主要特点。

Jean-Philippe BEJA：

情况是这样的，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Clichy-sous-Bois），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分别为15岁和17岁）在被警察追捕时不幸触电身亡。当时，因为是穆斯林节日，他们怕警察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会晚到家，受父母的批评。当天晚上就有人抗议，放火烧了停在街边的车辆。这时，内政部长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却没有根据地说，这些人是盗窃犯，他们是罪犯。这样的讲话引起了更大的抗议，最终蔓延到法国数十个城镇，并持续了三个星期，共烧了9000多部汽车。媒体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新闻，天天报道。治安情况到了那么严重的地步，11月8日总理就宣布在这些郊区戒严，没有明显的效果。但11月17日骚乱突然停了下来，有点像中国的非典病毒。为什么停止了，都没有人说得清楚。一个让观察家觉得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骚乱没有扩展到城市的市中心。当时，政府因为特别怕郊区的青年去破坏巴黎、马赛、里昂等大城市的富裕地区，所以派了很多警察保卫高级商店，但是骚乱分子没有离开自己的郊区。这是这次运动一个很大的特点。

Michel BONNIN：

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规模最大的骚乱。这次事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没有明确的目标。一般来讲，一个社会运动有几个具体的要求：比方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包括1968年5月的风波，参加者要求“改变生活”。但这次骚乱，青年没有发表什么具体的要求，只是一种社会情绪的表达，所以它不能算是一个社会运动。但并不是说，这种情绪没有针对性。这次事件的参加者说得出的一个理由就是政府和警察太歧视他们。但媒体采访他们时，他们就说烦了。

第二，非法性明显，暴力倾向严重。这次事件表现出的行动就是放火烧汽车、学校、店铺，用石头攻击警察。这种行为的非法性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是暴力性的。

第三，根本没有组织。每天晚上郊区的青年用短信决定聚会的地方。他们通知媒体，叫记者来报道他们的行动。每个郊区是独立地活动。虽然看来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但事实上没有统一的组织。虽然如此，蔓延面广，事件最后几乎蔓延到了全法国所有大城市的贫民区。

第四，时间比较长。从开始到最后平息共有20多天。事实上，这类骚乱事件现在还在零星发生，前不久巴黎北站发生的警民冲突也具有骚乱性质。

第五，参加骚乱的人比较年轻。主要是14岁到20岁左右的北非和非洲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于：你们认为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Michel BONNIN：

我们应首先看到是经济发展的原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得很快，需要劳动力，这样就有许多北非和非洲人到法国来工作。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80年代初，许多人没有工作。

按照当时的城市规划政策，政府把他们集中在郊区的新盖的高楼大厦。因为这些地区的房租有政府补贴，所以变成平民地区。当时以为这是一个暂时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变成了长期的。他们长期住在没有商业和文化娱乐活动的地方。当然，这些地区的教育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虽然政府试图提供一些经费，但事实上，这些地区的教育水平越来越低。

Jean-Philippe BEJA：(www.daowen.com)

虽然出生在法国的移民后代有法国国籍，但实际上，他们不真正地享受同法国人一样的权利。1981年左派的胜利引起了很大的希望，因为新的总统曾经答应给移民同样的权利。所以，他们开始建立很多协会。1985年，发生了一个很强大的社会运动，就是鼓励移民的第二代参加法国政治生活，做真正的公民。组织这个运动的积极分子也动员孩子好好上学，找到好工作。但因为经济不活跃，读完书后他们很多人还是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是郊区的，他们的名字是阿拉伯的，他们的样子跟普通的法国人不一样，要寻找工作当然就比较困难。他们的下一代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现象。这些地区的孩子一成功，就离开。所以这些地区没有成功的榜样人物。20世纪70年代，在这些地区，居民觉得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时候，法国共产党和工会的势力很大。共产党和工会给他们一些集体认同。他们可以参加工会组织的文化活动，可以变成工会干部，有一定的社会流动的机会。另外在工会里面，他们跟普通的法国人在一起参加斗争。到了80年代，共产党和工会的势力基本上没有了，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认同。也没有代替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力量。所以，这些地区失范现象严重。当然，还有一些拿到区政府经费的组织，但它们没有以前工会那么大的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民众有隔离的感觉。

另外，警民关系紧张是这个现象的最明显的一个表现。特别是2002年右派上台以后，政府认为这些地区是危险地区，是犯罪地区，于是警察把这些地方视为需要控制的地区，而不是要融合的地区。因为警察也怕这些地区，所以警民关系越来越紧张。右派上台后，改变了左派“临近警察”的政策。为了提高效率，把许多小派出所撤销了，警察就不认识民众，他们经常故意去查当地人的身份证。年轻人认为警察是敌人，警察认为年轻人是犯罪分子。

于：这些事件对法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哪些呢？

Michel BONNIN：

对国家社会政策产生了影响。事件发生了后，左派和社会运动的人，指出骚乱是社会融合模式出现了问题，是贫富差距太大了。要求改变现行的政策。右派则认为应加强力量镇压，强化警察力量，要进行坚决的打击。因此政府总结经验以后决定一方面加强警察，另一方面投入1亿欧元投入郊区发展教育和城市规划，等等。

政治文化也发生变化。右派的一些人物提出了什么是真正的法国文化，什么是法国人，什么是民族认同。文化排外，伊斯兰教问题被提了出来。有些人在利用这件事，意识形态化。有些人提出是伊斯兰教徒在骚乱。意识形态化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些人提出要加强法国自己的价值观，要求把接受法国的价值作为成为法国人的前提。现在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萨科齐，他提出来，如果他当选，要成立一个“移民与民族认同部”。

在移民后代方面，有一些移民后代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反殖民主义的言论。他们认为法国是后殖民主义的国家，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都是殖民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一些移民后代的协会鼓励青年参加选举表达自己的意见。

于：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应有些什么样的警示作用呢？

Jean-Philippe BEJA：

据我所知，近年来，中国也在一些城市发生过因突发事件引起的、参与群众广泛且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社会事件。我认为法国社会骚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应具有警示意义的。

首先，法国移民的第二代与中国的农民工的第二代是十分接近的。中国要考虑农民工后代融入到城市社会中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是继续发展，正好是在这个时期，要重视他们第二代的融合。要给他们像城市人一样的待遇。第二代没有选择来到这个地方，他没有后路，他与原来的地区（农村）没有联系，他们成为边缘人。他们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事实上，移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代会拼命工作。第二代没有选择来到城市，他们不会像父母一样那么能吃苦。不要认为，因为现在上亿的民工不诉苦，不要求跟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认为没有问题。不，他们的二代才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将来肯定会发表很强烈的要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在制约着中国民工与城市的融合，这产生的社会后果一定是非常严重的。

其次，住房问题也很重要。假如他们集中在贫民地区，他们很难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法国廉租屋的政策就不许全是一个地方的移民，要有多种人。但实际上，这个原则经常没有落实，引起很多问题。所以，我建议，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不能太过集中。在城市住房规划方面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来进行。

Michel BONNIN：

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利益和看法。要有文化活动和自己的协会。这样可以均衡利益。要鼓励建立一些社会团体，表达意见并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组织就是保护当地的女性，反对对她们的不尊敬和暴力的行动（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水平低，也因为他们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类行动在那些郊区就比较多）。这些活动对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没有坏处，反而是有利的。

另外要注意警察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最好是要让警察真正成为移民区和贫民区居民的朋友，至少有互相尊重的关系。万一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也要理性地处理，警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能简单进行镇压，不能成为贫民和新移民的仇敌。那次法国郊区骚乱，刚开始的时候，法国警察还能控制自己。这样，法国舆论觉得暴力的一方不是警察而是年轻人，而没有为当地的警民关系火上加油。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学校教育。要让贫困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子女享受跟城市居民同样的教育，不要排除他们。教育的作用有两个方面：第一要使他们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第二要培训他们的才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为什么在法国没有成功，就是没有工作岗位。按照中国现在经济活跃的情况，当局有可能也有责任帮助农民工的二代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两位法国学者看到了农民工第二代问题，是比较有远见的。但是怎么避免农民工第二代成为边缘人，我觉得实现教育机会的真正平等是解决的根本，从而使农民工的第二代在社会阶层上分化，使整个社会在社会阶层上具有一个良性的流动也许能有成效。但是如何才能实现教育机会的真正平等？这就涉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在整个社会实行真正有意义的最低社会保障。另一个问题就是，制度改革所需的钱从哪里来？这就要完善税收制度，主要是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