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即民间所说的“处方”，它是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之后，根椐证候和治法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药物，酌定用量，按一定的原则有机调配而成，并制成适宜的剂型，用于防治疾病的一种工具。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其中所谓的“经方” ，原指汉代以前中医经典中记载的方剂，汉以后的方剂古人称之为“时方”，这里用它泛指方剂。

方剂学是研究治法理论以及制方理论、方剂的配伍规律及其临床应用的一门学科。

方剂学是祖国医学理、法、方、药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治病的主要手段。无论何种病证的治疗均要通过方剂才能落实到具体病人，发挥医疗作用。但一首疗效确切的方剂又必须是以中医的理论知识和治法为依据，以具体证候为前提，以中药为基础而组成的。因此，方剂学除了自身的理论知识外，又包含了大量的中医基础知识（中医基本理论、中医诊断、中药等）及临床各科（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的知识，是中医理论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它不仅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同时还起着沟通基础与临床的桥梁作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纽带，是学习中医的必修课。

方剂产生历史相当久远。大约在殷商时期就已出现了方剂。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为商代汤王妃陪嫁之臣，因其精通烹饪，后为汤王重用，位至宰辅。传说中医最早的剂型——汤剂就是他发明的。1973年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一本方书，该书记载了52种疾病的治疗医方，约280余首，现定名为《五十二病方》。据考证，这本书出现的年代比《黄帝内经》还要久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由此可见，方剂由殷商至春秋战国之际渐已形成。

到了春秋战国以后，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社会制度的急剧变革，在学术上出现了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出一批思想家，这些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唯心论者，而是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来认识世界。他们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而且由于事物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这些思想为中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促进了中医学的飞跃发展，中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它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石。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方药治病的经验不断丰富，方剂数量的不断增多，人们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就产生了治法、剂型等知识。在《黄帝内经》中除记载一定数量的复方外，还记录了大量的治法理论、制方方法、组方原则、配伍规律、配伍宜忌，以及汤、丸、散、膏、酒等剂型。因此《黄帝内经》也为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代医圣张仲景从《素问》《九卷》《胎胪药录》《八十一难》等前人医籍中汲取精华，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撰写了《伤寒杂病论》。该书载方314首，这些方剂皆因证而设，立法明确，组方严谨，配伍精当，临床应用据证加减，经过长期临床的检验，疗效显著。方后增加了煎服方法、使用注意等内容，剂型亦较为完备。它丰富了《黄帝内经》中有关辨证、治法、方药的内容，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为一体，明确了证、法、方之间的辨证关系。这不仅对临床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后世称该书为“方书之祖”，书中所载之方被称为“经方”，至今仍被医家广泛应用。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经验方书。如李当之的《药方》，殷仲堪的《荆州要方》，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与《玉函方》，龚庆宣的《刘涓之鬼遗方》，陈延之的《小品方》，释僧深的《深师方》，谢士泰的《删繁方》，姚僧垣的《集验方》，甄权的《古今录验方》，徐之才的《徐王方》与《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陶弘景的《陶氏方》与《效验方》，宋佳的《经方心录》等。遗憾的是这些方书中除《肘后备急方》《刘涓之鬼遗方》外，其他的多因年代久远而散失。《肘后备急方》是将《玉函方》撷要而成，书仅3卷，收录方剂1 060首，所载方剂多简、便、廉、验，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尤其是对急性传染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防治有独到的见解，对今天来讲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在民间被广泛应用。《刘涓之鬼遗方》（原名《痈疽方》）五卷，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专著，有内服、外用方药140首，其中第二卷专列治金疱方31首，包括有止血、收敛、止痛、镇痛及解毒等方法，尤为方书之首创。

到了隋朝，方书的种类及方剂的数量急剧增加。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医方书有265部，4 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多达2 600卷，《四海类聚单要方》亦有300卷之多，足见方剂学至此有很大发展，可惜书多失传。从书目中还可以看到有《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龙树菩萨药方》4卷、《龙树菩萨养性方》1卷，说明我国很早就善于吸收和利用外来医学的成果。

唐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医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最负盛名的当数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编撰了《备急千金要方》30卷，以脏腑为纲，列论诸病，并及脉法、针灸，书分232门，载方5 300余首。晚年著《千金翼方》30卷，载方2 571首。二书收集了许多汉代以后的经验方和民间的偏方、验方，并吸收了唐代当时的国外医方，对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及解毒急救、食养、导引等均有论述，尤其是对急性传染病更为重视，并专辟二卷，将《伤寒论》内容按方归纳，为后世研究伤寒方提供了条件。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对唐以前医学成就作了一次总结，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全书。

另一部较有影响的方书是王焘著的《外台秘要》。全书共分1 014门，先论病，后列方，书中载方6 000余首，以前医家深师、崔氏、苏游、张文仲、孟同州、许仁则、吴升以及《广济方》《古今验录》《删繁方》《肘后方》《延年秘录》《小品方》《必效方》诸书的内容得以传世皆有赖于此书，它为后世研究方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两宋之际，医学理论有所发展，新的方剂在不断产生，方剂数目日渐繁多，加之宋太宗赵匡胤倾心医术，医药方书的编撰为政府所重视。当时由政府主持编写了《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书。《太平圣惠方》100卷，分为1 670门，收方16 934首，内容广博，各科兼备，超过了前朝诸书。《圣济总录》200卷，收方20 000余首，几乎把两宋之际方书中的处方收罗殆尽，是对宋以前医药成就的一次大的总结，成为我国方剂专著的大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共10卷，载方788首，这些方剂皆是当时名医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每一方后详列主治和药物，并对药物的炮制及制剂都有详细的说明，它既是配方手册，又是用药指南，所以后世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发行的成药药典。

此外，宋代由于临床各科的发展，专科方剂发展较快。在此时期，涌现出了大批的专科方书，如外科的《卫生济宝书》（东轩居士著）、《外科精要》（陈自明著）；妇科的《产育宝庆集方》（李师圣著）、《妇人大全良方》（陈自明著）；儿科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董汲著）、《小儿药证直诀》（钱乙著）、《阎氏小儿方论》（阎孝忠著）、《幼幼新书》（刘昉著）等，成就非凡。

金元时期，医学流派崛起，创立了许多新的理论，带来了新的治法和方剂，推动了方剂学的发展。其中，成无己、张元素及金元四大家，是金、元时期创造性研究方剂学并取得成就的代表人物。

金人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论·药方论》，该书首将《伤寒论》中的部分方剂另立篇章，用《黄帝内经》四气五味理论及组方原则，结合证治机理撰写方义，剖析方剂的君臣佐使结构，探讨方剂的组方大意，配伍方法，开后世方论之先河，推动了后世论理方剂学的发展。

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等，提出了“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观点，提倡创立新方。其制方用药思想主要见于《医学启源》。另外张氏对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亦有颇深的研究，并创药物归经学说，提倡脏腑辨证，对后世医家的处方用药影响深远。(www.daowen.com)

刘元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合称金元四大家，各具新论。刘元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等，倡火热论，治病善用寒凉之剂，为寒凉派的代表人物。张从正著《儒门事亲》，认为“治病重在攻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治病擅长汗、吐、下三法而著称，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杲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等，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断，对内伤杂病治疗多从脾胃入手，用药重视补气升阳，创立甘温除热之法，确有独到之处，成为后世“补土派”的宗师。元人朱丹溪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论理相火，尤多发挥，遣方用药擅长滋阴降火，故后世称为“滋阴派”。

上述四位医家提倡新说，创制新方，极大地丰富了方剂学的内容。

迨至明代，方剂数量激增，分类方法趋向合理，方论专著相继出现，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都超过了以前，取得丰硕的成果，为方剂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明初周定王朱等编写了《普济方》，全书共计426卷，载方61 739首，搜罗广博，内容丰富，编次详细，是古代载方数量最多的一部方书，是研究祖国医学遗产的珍贵资料。

明·吴昆著《医方考》，选辑内、外、妇、儿、五官各科证治常用方700余首，对方剂的命名、组成药物、功效、适应证、方义、加减应用、禁忌等均有比较深刻的论述，尤其是对配伍作为重点详细分析和阐述。所以说“方之有解，始于成无己”，但详细、全面分析方剂理论的专著则始于吴昆的《医方考》。

张景岳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于晚年著成《景岳全书》，开创了按治法分类方剂的先河，体现了治法对方剂的主导作用，较前人的病证分类确有执简驭繁，提纲挈领之便。其次在处方用药上，擅长温补，喜用熟地黄，所制之方如济川煎、玉女煎、大补元煎等都颇具匠心，疗效肯定，对后世影响较大。

其他如施沛编著的《祖剂》，创立了类方归类的分类方法；李梴著的《医学入门》，以歌赋为正方，以注文补充阐述，其所编歌赋是最早的汤头歌，对方剂的普及贡献重大。

此外，王肯堂所著的《证治准绳》，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武之望的《济阴纲目》，薛己《口齿类要》，傅仁宇的《审视瑶函》，傅山的《傅青主女科》，阐述了各专科的证治方药，使前朝以及明代的医学成就与经验得以传世，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方剂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清代，温病学派的崛起，使方剂学在理论及用药处方上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另一方面，研究制方配伍理论之风日盛，方论专著大量涌现，标志着方剂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其代表当推汪昂的《医方集解》和吴仪洛的《成方切用》两书。

《医方集解》在继承了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将所选方剂按治法分为补养、涌吐、发表、攻里等22类，每类首列概述，叙述本法大意、适应范围、注意事项。次列方名、组成、主治、煎服法与加减用法，并一一写出方析，论述组方大意、作用原理，使学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吴仪洛著《成方切用》，在《医方集解》的基础上，又将《黄帝内经》中有关制方的条文编成一篇，列在卷首，命为“制方总义”，弥补了《医方集解》的不足，使全书有方有法，有总论有各论，内容更加完善。这两本书的出现标志着方剂学的成熟，至今是我们学习、研究和编写方剂学的重要参考书。其他的如罗美的《古今名医方论》，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吴谦的《删补名医方论》，费伯雄的《医方论》等亦都是结合临床证治，详析方剂组方配伍法度，对初学者掌握辨证施治、组方用药有很大的帮助。

方剂歌括类书在清代较为盛行，如汪昂的《汤头歌诀》，张秉成的《成方便读》，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 《金匮方歌括》，王泰林的《医方证治汇编歌诀》《医方歌括》《增订医方歌诀》等，也皆是方剂歌诀类书籍，有助于记忆和学习方剂，对方剂学的推广和普及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除此，清代对验方采集与整理亦较重视。如赵学敏采集民间验方编写成了《串雅内编》《串雅外编》；陶承熹汇集家传效方著为《惠直堂经验方》；鲍相璈收录药少价廉，方便易行的验方为《验方新编》；华岫云专录叶天士临床经验方，撰成《种福堂公选良方》等，不胜枚举。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有政策的扶持，中医药事业飞速发展。方剂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方剂的文献研究取得了众多成就，大量古籍方书得到整理出版，传统的方剂学理论得以继承。同时，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和阐明方剂的配伍理论、作用机制、有效成分，在剂型创新、新药开发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