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吴崑在《脉语》的自序中说过“脉者，指下之经纶也。”文章中谓太素脉“风鉴巫家之教”。是说古时的医工从巫医脱胎换骨，重要的标志就是脉诊，也是人类医学的一大进步。鄙爱好中医，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文化方面的研究，就近年来屡见书刊报纸有“悬丝诊脉”的宣传，给公众的信息有悖中医脉学原理，属不恰当的文化传播。

一、“悬丝诊脉”是趣说，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2007年3月9日《中国中医药报》8版，刊登了拙文《为慈禧看病是“悬丝”诊脉？》。说的是光绪六年（1880年），浙江巡抚谭钟麟（1822—1902年）保荐民间妇科良医薛宝田，“恭诣长春宫起居”43天，八月初六首次为皇太后诊脉，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细节，其中“皇太后命余先请脉。余起，行至榻前。榻上施黄纱帐，皇太后坐榻中，榻外设小几，几安小枕。皇太后出手放枕上，手盖素帕，惟露诊脉之三部。余屏息跪，两房太监侍立。余先请右部，次请左部。约两刻许，奏……”这段记录的细节是清宫御医的全部脉案中所没有的。清宫医案纵有几百万字也不足以给“悬丝”论者一个有根有据的解释。大量的人云亦云，绘声绘色，将“悬丝诊脉”说得天花乱坠。惟有薛宝田亲历的记录，足以驳倒所谓给慈禧太后“悬丝诊脉”的传闻。但世道从来都是传谣易而辟谣难，这桩“悬丝诊脉”公案也反映这一实际问题。

读胡献国先生编著的《中医原来这么有趣》（农村读物出版社，2006）第二章“中医拾趣”中有一句“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内，至今仍保存着一张陈御医为慈禧太后牵线诊脉的照片”。果真有这张照片吗？为此，笔者专门电话询问了该馆值班的同志。回答是没有的。

二、清宫“悬丝诊脉”，就所谓照片一事予以澄清

近读袁慧新、闫喜焕编著的《医学史上的谎言和谬误》（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7），在第一节“诊脉玄技”中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唐太宗时，长孙皇后临产而胎儿久不娩出，太医院里的御医束手无策。于是有人就推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乡间郎中孙思邈进宫为娘娘治病。但限于宫中规矩，医生进了宫也不能亲见娘娘，于是孙思邈掏出一根三丈长的丝线，掐成同样长的三截……”够了，娘娘已临产了，找个乡间医生好像就在宫内一样方便。孙思邈是京兆华原（即今陕西耀县）人，与长安的直线距离在80公里以上，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恐怕两天也赶不上。

接下来故事的情节就太令人“叹为观止”了，书中写道：“因孙氏是从民间召来，不是有‘公职’的太医，太监们就有意试他，故意把丝线拴在花盆中的冬青藤上，被孙氏识破，又先后将丝线拴在铜鼎脚和鹦鹉腿上，也都被孙思邈一一识破，最后才把丝线系在娘娘腕上……”。

这情节，应该肯定“戏说”的成分过头了太多太多。“诊脉玄技”继续津津有味地道出所谓“细节”：“实际上背后是大有玄机的。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走走

后门。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到了悬丝诊脉时，太医也就胸有成竹了。”啰唆一阵子后，作者说：“悬丝诊脉虽确有其事，但不过是一种蒙上了神秘色彩的骗人形式而已。”（以上见该书第4页，袁、闫二位选自《切脉趣谈》一书）这是凭空臆造，极端无聊。太医有自身人格和地位的尊重，还要玩什么“猫腻”，用“礼物”打通关节岂不下作。是确有事实在骗人，还是绘声绘色编造的“趣闻”在骗人，这应该辨别清楚。

孙思邈（581—682年）唐代著名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集80年临床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和《千金翼方》30卷

“‘悬丝诊脉’确有其事”。这句话是给公众的一个错误信息。趣谈之类用不着辩驳，若谈医学史必须还原真相拨乱反正。

第一，长孙皇后的人品应当受到尊重。长孙皇后生于隋仁寿元年（601年），河南洛阳人。史称“文德皇后”。她是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13岁与李世民结婚。唐武德元年（618年），册封为秦王妃。九年（626年），册拜为皇太子妃。太宗李世民即帝位，立为皇后。她性节俭，知礼仪，颇受太宗尊重。太宗每问正事，常以“妇人不敢豫政事”对。贞观八年（634年），随太宗住九成宫，染病不起。临终时与太宗诀：“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生前曾撰《女则》10卷。逝后，太宗始览，谓近臣曰：“皇后此书，可足垂于后代。”她于贞观十年（636年）去世，后迁葬于昭陵。[1]

第二，孙思邈的为人处世，不仅研究医学史的同志必须熟悉，连听这个故事的人也得让他明白。孙思邈（581—682年），唐代著名医学家。他德高望重，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一位长寿医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拒绝唐太宗等要其任国子博士的聘请，长期居住民间，生活朴素，采种中药，研究医学，为人治病，著书立说。他系统总结唐以前我国医学发展的丰富经验，结合个人80年临床经验写成两部医学巨著《备急千金要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 [2]《新唐书•孙思邈》：“高医导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3]

长孙皇后、孙思邈，是“趣谈”中的主角，以上所述与“悬丝”无关。看官必须明白，孙思邈有句至理名言，叫做“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因此，有理由质问：难道长孙皇后的人品，还有孙思邈的人格，就可以随便置之不顾吗？上述有一与患者肌肤接触的关键语：“救以砭剂”，就是历史真相。读过医学史的都十分清楚，孙思邈是善用针灸的。不去考虑应付未知的复杂病情，而用自戕的办法，“拿出三丈长的丝线”。请问这是脉学上的一门学问吗？如果有这样的学问，平时还应不应该经常操练？能回答这样读书做学问的常识吗？显然都经不起质问。医者的人格和自尊，还有道德和伦理都可以抛到脑后而不顾，毕竟孙思邈在长孙皇后面前是位值得敬重的长者和医家。这样的“趣谈”用历史的显微镜检验一下，明显存在“病毒”和“细菌”，摆在历史的讲坛上应予严词训斥。至于诸多细节，都不值一驳，用不着浪费笔墨了。

遗憾的是《医学史上的谎言和谬误》这本书中第6页，却把《后汉书•郭玉传》中所记真实性给否定了，说成是“荒诞无稽”。原文是这样写的：“汉和帝为测验太医丞郭玉的诊脉效验，找一个美手腕的男子和一个女子，同时在帷帐下，各伸出一手使郭玉诊视，结果郭玉诊后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仅摸一下脉，就能辨别雌雄，这是何理？如此荒诞无稽，竟然载述于著名史书中……”

《郭玉传》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和帝时，（郭玉）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3]这“与女子杂处帷中”说的不止一二个人，杂处是“聚集”的意思，让郭玉辨脉是一男一女，这概率也太大了，作者也太低估了郭玉的才能了。

汉和帝刘肇在位6年（89—105年），105年12月病死于洛阳章德宫前殿，年仅27岁。说他年纪轻，出这么一个刁钻的主意，也在情理之中。南朝宋•范晔据实而写，无可厚非，因为这是写史，不是编故事，更不是“趣谈”之类。读者稍加分析，也不会下“荒诞无稽”的断语。再说范晔他善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尤精医药，还写过一本《和香方》的书。应当说作为一名著名的史学家，他笔下的文字是十分严谨的。

直接搭脉“荒诞无稽”，而“悬丝诊脉”却是史实，这样的错乱，是传播脉诊文化所不应该的。(www.daowen.com)

郭玉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针灸学家，也是脉学家。是2 000多年来为数不多的血脉和经络双修的医家。郭玉对和帝讲：“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这是医者常识，作正解。真正的指下功夫，应该是郭玉长期积累的丰富临床经验与他的针灸技术：“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我们应当全面阅读和正确领会《郭玉传》。此文不长，本文不赘，读者可以参阅，通篇都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

为破解“悬丝诊脉”，笔者长期予以关注并查阅了许多资料，结论是“查无实证”。不仅如此，还找出医者为妇女诊病肌肤接触的许多实例。

公元3世纪，西晋著名医家王叔和曾任太医令，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著《脉经》10卷，97篇，具体论述三部九候二十四脉，全部脉证包括伤寒、热病、杂病、妇儿病证的脉证治疗。尤以取妇科脉证而记录在案，如有“悬丝”情节断然不能叙述得非常细致。

历朝内宫诊疗均无“悬丝”记载，值得关注并感到奇怪的是绝没有宋朝宫廷悬丝搭脉的所谓趣谈，这倒是十分感兴趣的脉诊文化现象。宋代重视医者人品，尤对妇科医生。“少妇闺秀，独不避医，是病者之视医，不啻其父母也”。北宋宣和（1119—1125年）年间徽宗赵佶因为东宫娘娘生病，久治不愈，而召请“草泽医”何澄进宫，是因看重何医生不为女色所惑而专注治病救人的名声，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的缘故。

我十分欣赏西方一些著名的学者对世界上古代人文的尊重，包括对中国这块神奇的广袤土地上所发生的人和事。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的中国名字叫“谭如波”（笔者理解为“谈话如波涛一样”的意思），他根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原著，写了一本《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他在第50项“血液循环（公元前2世纪）”一节写道：“大多数人相信，人体内的血液循环是英国人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6年）发现的……而中国人则在哈维发现之前早2 000年就已发现了血液循环。”并说：“在中国，有着无可争辩的、卷帙浩繁的文字记载，足以证明血液循环至迟也是公元前2世纪就已确立的学说。鉴于这种概念这时已发展成为完善而复杂的学说载入《黄帝内经》（相当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年〕的著作），因此最初的概念一定出现于在此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有把握地说，血液循环的概念比西方接受它大约早2 000年就已出现在中国。”他进一步阐发“中国古人设想人体内有两种独立的流体循环系统。血液，由心脏输出，流经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气’，一种微妙的、稀薄的能量形成，由肺脏输出，而在无形的‘道’（经脉）中循环于周身。这种双流体循环概念对针刺疗法极为重要”等等[4]。一个外国人并没有系统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却有如此深得要领的认识，这是西方学者对中医脉学的深刻理解，不仅很有临床指导意义，也对脉诊文化的传播有启迪作用。

国内最早进行脉诊客观化研究的学者之一陈可冀院士说：“脉象和人体内外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年龄、性别、体质及精神状态不同，脉象也会随之发生某些生理性的变异。如年龄越小，脉率越快，青壮年脉象多平滑有力，老年人脉象多弦硬或细弱。成年女性较成年男性脉跳濡弱而略快，妊娠脉象多滑数。肥胖者脉多沉细，消瘦者脉较浮大。身材高大，脉象多长，矮小者脉象较短。运动、饱餐、饮酒、情绪激动时，脉多快而有力，饥饿时脉来较弱。四季的变化对脉象也有一定影响，如春季脉稍弦，夏季脉稍洪，秋季脉稍浮，冬季脉稍沉等。一日之中脉象也有昼夜节律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白天脉象偏浮而有力，夜间脉象偏沉而细缓。凡此种种，只要有神、有胃、有根，均属平脉范围。”[5]这些话把中医诊脉的道理说得相当清清楚楚。郭玉隔了一道帷帐，就能通过脉息辨别出男女，也就不足为奇。说成“荒诞无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内经•脉要精微论》“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是脉诊的基本要领。元•滑寿《诊家枢要•诊脉之道》曰：“持脉之要有三，曰举、曰按、曰寻。”这是诊脉的手法和步骤。当代中医药学泰斗朱良春先生说得好：“脉诊是高度集形象思维、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灵感思维于一体的应用之学，医者不仅需要扎实的功底，更要求长期刻苦、深沉、精细的揣摩体认，方能应之于手，而了然于心，较之望、闻、问三诊更难掌握。”黑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张琪教授也认为：“人们如果只从心脏和血管的生理观点分析中医的脉诊，势必把中医脉诊的价值贬低，因而脉诊的真正精华也将无从得知。”古人以清理脉诊的玄技以解世人之惑，所以称之“理玄”。甚至很长历史时期围绕王叔和《脉经》，尤以高阳生《脉诀》进行各种各样的论辩，众说纷纭。历朝都有《脉诀》之类的专著问世，亦较难辨其优劣。笔者认为，学习方法上应以王叔和《脉经》为蓝本，以其他脉学著作为参照本，紧密结合临床，长期细心揣摩体会。在理论和实践全面掌握的条件下去芜存菁，并加以发挥。唯有正确的方法论、认识论才能使脉学健康发展。

中医诊脉图。图中医者切脉部位相当准确，病员为中年妇女，伸出左臂，手掌向上，腕部垫一脉枕。医生按脉时食指微向上翘起，中指和无名指正对关尺两部仔细辨脉

然而，“悬丝诊脉”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根深蒂固地当做“趣谈”流传于民间。因此，将这种已形成的“谎言”和“谬误”来加以澄清，使广大民众不予采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闫两位在读研中认定“确有其事”是嫌草率了些，而将郭玉帷帐辨脉又说成“荒诞无稽”。这一颠一倒确是不良信息的传播。许多懂得医道的、学习过医史的同志并不理会悬丝搭脉趣说，因为其悬丝本身就是既“悬”又“玄”的。若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趣说”，有其复杂的文化背景，很难找到真正的来源，谈不上什么来龙去脉。如果有人企图从中找出根据，这是一件徒劳的事情。于是，尽管让人们当做“趣谈”，决不可走进课堂或书本当做正史，由此成为真正的谎言和谬误。

2 000多年来诊脉及其学术经历了无数曲折坎坷。1993年于四川绵阳市永兴镇双包山出土了一件文物：木质小人上黑色重漆打底，并涂有红色漆线的针灸经脉循行径路。出土的地方正是汉代的涪水之畔[6]。有专家分析并根据这件文物有力地证明涪翁、程高、郭玉三世的存在，并以此肯定“涪翁流派”。因为这个木质小人本身就是一个教具。虽然教学形式相当原始，教学内容却相当丰富，教学的效果也令世人瞩目。反思如今中医药学，应当充分考虑到与时代相适应的脉学脉理教育，只有加强不能削弱。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讲是否能够正确认识脉诊，是否理清《脉经》《脉诀》等重要著作的发展史与当代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在倾听“有趣”的“悬丝诊脉”故事的时候，假若说成是历史的真实，是否应该大声说一个“不”字呢？（2008年3月20日，2009年7月修毕）

参考文献

[1]彭卿云.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95：157.

[2]李经纬，区永欣，邓铁涛，等.中医大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771.

[3]段逸山，赵辉贤.医古文[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39，35.

[4] Robert K.G.Temple.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M].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6：245.

[5]陈可冀，林殷.国学举要·医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89.

[6]赵阳.历代宫廷御医档案揭秘[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