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竹君（1901—1975年），江苏海门市三阳镇人。出身中医世家，其父邱恩沐，字翰臣，行医名闻乡里。竹君自幼聪颖好学，饱读诗书，精研周易及孔孟老庄等，既秉承家传，也曾长期在启东黄丹时老中医处侍诊，所以对岐黄之学研读日深。他的治学溯自灵素，继则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还有唐宋金元诸家，喜读清代诸家医著，如柯琴《伤寒来苏集》、陆懋修《世补斋医案》、王士雄《王氏医案》，同时对日本汤本求真所著《皇汉医学》也有研究，这些中医典籍他都反复学习和钻研，有的甚至能通篇背诵。所有这些都成为他成就精湛医术的基础。

邱竹君先生十分推崇仲景伤寒理论，《伤寒杂病论》全书13 094字，397条113方，转而运用于临诊施治，善于详细了解和分析病情，通权达变，灵活化裁，处方严谨，一般用药在七八味，其效如桴鼓。实为难得的经方理论所指导的临床医家。对于仲景伤寒论的学研，邱竹君先生总结为八个字：求源、求全、求真、求用。

所谓“求源”，当时张仲景在建安（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19年）以来未及10年，张氏宗族200余人竟陆续死亡2/3，其中“伤寒十居其七”，在这种情况下，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参考汉以前的医学典籍，著成《伤寒杂病论》16卷。所以也引发了邱竹君学术上探本求源，并对仲景以后一系列伤寒注家学者医著的考研。他认为，《灵枢》《素问》是仲景六经理法之源，《难经》出“伤寒有五”之说，从立论弄清学术之本源。又《伤寒论》制方用桂枝、生姜、米粉、大枣、饴糖、蜂蜜、猪肤、蛋清、蛋黄等均取自食物和佐料，《甲乙经》序有“仲景论广伊尹汤液”句，乃制方取自民间之源。邱老精研细读之中，方见根基扎实。参阅唐•孙思邈《千金翼方》中对仲景著作采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则用《内经》理法加以注解；而南宋•郭雍《伤寒补亡论》20卷，汇集诸家之论补仲景阙略。邱先生认为这3种学术观点颇具典型性，他深得张仲景“见病知源，思过半矣”之旨，他的认识论别具一格，给后学深研《伤寒论》指明了一条捷径。

所谓“求全”，邱竹君先生博览群书，勤笔勉思，所以他特关注于《伤寒杂病论》的全面阅读，他采取“原著合参，考遗补佚，泛览掇英”的方法，力求详尽，力避偏颇。他认为，《伤寒论》以病机为纲领，六经辨证，审因求治，据证列方，取法合度，配伍严谨。王焘《外台秘要》提示：“诸论伤寒，凡有八家”，所以，历代相沿，仲景三因学说为陈无择发挥；仲景理法为金元四大家所开拓；即温病学派实乃为仲景理法方法之渊薮。众多医家诊法用方各有精粹独到之处，他说：“凡有一长可取皆我师也。”他虽擅于伤寒，也对清代江南名医风行的温病学说兼收并蓄。如新感伏气之说，时邪疫疠之分，三焦营卫气血之论，逆传心包邪伏募原之风，脉色斑疹舌齿便溺之辨，轻宣芳化开达滋潜之法，均能圆机活法，辅翼经论，应用于临床，且每能见效。偏隅小镇能有这样的医道大家实属罕见。

所谓“求真”，亦是医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发挥，他将推敲理法与验证实践两者相结合。从事中医临床能够结合理论，尤其是诸家与典籍对照，然后再回到临床的，以此循环往复，求得真知。对照经文，其中一些关键字词诸家论辩纷纭，邱先生以版本、注家、训诂等多种方法和手段详加辨别，剔伪补阙。读书明理，反复阅读和长期推敲占用了大半业余时间。如他读《伤寒论》第30条方论，原文“问曰：证象阳旦，按法治之而增剧……”参研程应旄（字郊倩）《伤寒论后条辨》谓此条即29条注脚；舒诏（字驰远）《再重订伤寒集注》认为此条费解，语多无益；柯琴（字韵伯）则认为伪文可删。邱老认为本条确属层次凌乱，语欠精要，徒令费解，不妨删之。又如张仲景古方吴茱萸汤，一医家（程应旄）说“可予”，两家（张志聪和《医宗金鉴》）说不宜，一家（魏荔彤）说应改易。他认为这张方子治呕吐，如非中寒浊逆则不相应宜，必须“重在辨证，始可论治”。说明邱竹君先生深得伤寒要旨，细微处见功夫也。(www.daowen.com)

所谓“求用”，邱竹君先生认为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治学之宗旨就是治病救人。“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常用陆游的这首诗来勉励门人认真研习学问之道。他倡导精读熟读，揆常衡变，举一反三，条分缕析，广搜博采，运用自如。所以，他对仲景伤寒的钻研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邱竹君先生有丰富的治疗经验积累，其中许多是仲景方相当得心应手。新中国成立前，启东有一妇女患伤寒，寒热起伏，一日数次，迭经医治，病情日重，以致大汗淋漓且有便血，因失血过多，面如纸灰，奄奄一息，此时医者束手无策，遂告准备后事。翌日，邱竹君应邀诊治，投仲景黄土汤加西洋参，以救阴回阳兼清积热，昼夜频服两剂，汗敛血止，神清气展，次日可轻声说话。其方黄土汤由甘草、生地黄、白术、附子、阿胶、黄芩及灶心黄土组成，具有平调以实中，温煦以启下，兼补兼涩，亦清亦温，加西洋参大补元气，回阳救逆，所以能调脾肾以摄血。黄土汤是《金匮》名方，专为便血而设，邱氏配以大剂西洋参针对汗出亡阳，切中病理，能力挽狂澜，医者高明全靠成竹在胸，而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令人叹服。

邱竹君先生有许多经方典型治验和临床心得体会，但几经抄劫，散佚无存，部分遗稿在身后，由其子及门生编印成《邱竹君临床经验》，只能是一鳞半爪，亦诚为珍贵。其中自创方剂10余种，均是经验应手之作，如以苓桂术甘汤加味可以组成调理脾胃和治眩晕两种方剂，读后便知，欲探其中奥妙少不了伤寒理论功底；有治肺结核咯血用生川军攻伐，祛瘀救肺，须知配方组成标本协同之功；至于治冠心病拟出3张方剂，乃是针对不同病因、病症而设，中医所谓真心痛、厥心痛、胸痹 、心胃痛等，应通过细心诊断方能驾驭自如。还有医治肝病早期硬化、妇科白带、小儿流涎诸方，不一一介绍。也有采用信面治癞痢头，似与经方大家医术相悖。至于返照汤可能为应患者家属要求所拟，方中野山参、别直参等确有救脱返照之功。此两方一是毒性太大，一是浪费药材资源，如今看来不宜提倡。区区一二方，瑕不掩瑜，也符合处于农村集镇的医疗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邱竹君先生曾加入联合诊断，当选为1—6届县人大代表和1—4届县政协委员。于1975年因病去世，当时曾有悼者题赠一副挽联：“大病仍从容，总怀着劳动人民千般病；清流伴遗体，空悬了远近群众万条心”，说明邱先生的医道医德深得人们缅怀。（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