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灵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十五日，生于吴江西城下塘毓瑞堂。祖父为他取名大椿，字灵胎，曾更名大业。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67岁以后“以钦召称字，遂以字名”。晚年自号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父徐，字电发，康熙十八年（1679年）鸿词科翰林，参与纂修《明史》。父徐养浩，次子徐曦，字榆村。

徐灵胎“生有异禀，长身广颡，聪明过人”（《清史稿•列传》）。清诗人袁枚记录他老年时的相貌，称“音声如钟，白须伟然，一望而知为奇男子”（《小仓山房文集》）。他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戏曲音乐，还有舞枪弄棍及排兵布阵等都有广泛爱好，对于医学尤其潜心学习。他三弟患痞，父亲遍请名医的时候，他与医生互相讨论，所用药物亲自调制，于是明白了不少医理。但是，不久四弟和五弟相继因病去世。父亲悲痛而生病，为此他利用家藏医书数十种，夜以继日地研读，所以能通晓医学理论其中的奥秘。

他自学成才，34岁开始著书立说，先后著有《难经经释》2卷、《神农本草百种录》1卷、《医贯砭》2卷、《医学源流论》2卷、《伤寒类方》1卷、《兰台轨范》8卷、《慎疾刍言》、《校正外科正宗》、《洄溪医案》等。

徐灵胎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三十六年（1771年）两次应诏赴京治病。第2次圣旨下，徐灵胎已是79岁高龄，正卧病在床，应征诏勉强登程，途中由子徐曦照看，抵京后第3天即逝于旅舍。乾隆的女婿将此事奏明皇上，得赏赐100两官银，并赠儒林郎。徐灵胎逝世于1772年1月6日（农历腊月初一），翌年春天，徐曦扶柩护丧以归。

徐灵胎（1693—1772年）名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号洄溪道人，江苏吴江人

今江苏吴江县八坼乡凌益村，有坐北面南的封土墓。1963年立“清名医徐灵胎墓”石碑，墓前建牌坊一座，坊额楷书“名世鸿儒”，由乾隆朝兵部尚书彭启丰所题。1984年修缮时重刻，四柱刻楹联两副：“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土坟”，“魄还九泉，满腹经纶埋地下；书传四海，万年利济在人间”，均为徐灵胎逝世前自拟，由其子曦记录。

徐灵胎治学和医论颇有个性和特点，兹整理次列，略述其要，爰质方家教正。

一、首著《难经经释》

徐灵胎受吴派乾嘉汉学的影响，于雍正五年（1727年），首著《难经经释》。徐氏“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清史稿》）。由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学术研究的考据之风盛行，吴派的复古倾向更为明显。徐氏受其影响，尤其对《黄帝内经》十分尊崇。在《难经经释》中，对内难二经的褒贬有明显的倾向性。

1. 书名“经释”的双重含义 “经释”之“经”，当然不指“难经”而是有双重含义：一指经学，用经学考据的方法给《难经》释义。徐氏在自序中说：“盖经学之不讲久矣，惟知溯流以寻源，考不得则中道而止，未尝从源以及流也。”二指《黄帝内经》之经。他接着说：“故以《难经》视《难经》，则《难经》自无可议；以《内经》之义疏视《难经》，则《难经》正多疵也。”以《内经》作《难经》之鉴尚无不可。

2. 对《难经》批判的出发点 徐氏在《难经经释》自序中第一句话称“难经非经也”。理由是：其一，古人取书名“非可苟称”。难，是发难，“辨论之谓”，“岂有以‘难’名为经者”。其二，自晋唐以后医学的发展，形成许多支流，有些人“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则去甚远矣”。说到《难经》，属“人自立说，源流莫考”。故“以经证经，而是非显然矣”。

《徐氏医书六种》内容有《难经经释》二卷、《医学源流论》二卷、《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一卷、《医贯砭》二卷、《伤寒论类方》、《兰台轨范》八卷等，初刻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刻本半松斋藏版

3.《难经经释》的思想方法 徐灵胎说：“余始也盖尝崇信（难经）而佩习之，习之久而渐疑其或非，更习之久而信己之必是。非信己也，信夫《难经》之必不可违乎《内经》也。”

作为医学论著，他采取“先为申述《内经》本意，索其条理，随文诠释，既乃别其异同，辨其是否，其间有殊法异义，其说不本于《内经》，而与《内经》相发明者，此则别有师承，又不得执《内经》而议其可否。惟夫遵《内经》之训，而诠能未洽者，则摘而证之于经，非以《难经》为可訾也。正所以彰《难经》于天下后世，使之《难经》之为《内经》羽翼，其渊源如此也，因名之为‘经释’”。据此思路与方法，《难经经释》条分缕析也甚为清楚。

光绪四年《嘉兴府志》评曰：“与毛奇龄释《经》同。”毛奇龄（1623—1716年）清经学家、文学家，浙江萧山人。曾任翰林院检讨，明史馆纂修官等职。治经史及音韵学，撰《四书改错》，对《四书集注》有所抨击。徐氏论著是否直接受毛奇龄影响，待考。不过，吴派经学代表人物惠栋（1697—1758年）几与徐氏是同龄人，且居住地（江苏省吴县）也靠近。吴派以古为尚，考据成风，对徐影响也应在情理之中。

二、著《伤寒类方》

徐灵胎认为《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乃救误之书，故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著《伤寒类方》。

《伤寒类方》成书时徐灵胎已66岁。他说：“余始亦疑（《伤寒杂病论》）其有错乱，乃探求三十年，而后所以然之故，于是不类经而类方。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

1. 仲景伤寒非依经立方的依据 徐灵胎引王叔和《伤寒例》中所说：“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等语，“则知《伤寒论》当时已无成书，乃叔和之所搜集者”。其次，伤寒“虽分六经，而语无诠次，阳经中多阴经治法，阴经中多阳经治法，参错不一。”首先确定“此书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继而论曰：“盖因误治之后，变证错杂，必无循经现证之理，当时著书亦不过随证立方，本无一定次序也”，说明其“乃救误之书也”。

2. 徐氏著书，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列；使人可按证以求方，不必循经以求证 “从证用方”是徐灵胎《伤寒类方》的一大特点。他在《伤寒类方•六经脉症》中说：“欲读《伤寒论》必先识六经之本证，然后论中所称太阳、阳明等病，其源流、变态、形色、脉象当一一备记，了然于心，然后其症之分并疑似，及用药加减异同之故，可以晓然。”此语颇中肯綮。(www.daowen.com)

3. 徐著《伤寒类方》的态度和方法 徐灵胎说：“至于用药则各有条理，解肌、发汗、攻邪、散痞、逐水、驱寒、温中、除热皆有主方。其加减轻重，又各有法度，不可分毫假借。细分之，不外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证，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显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证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岂非至便之法乎！”（《伤寒类方》序）书稿成后，反复钻研7年，而且五易其稿。达到“后之读《伤寒论》者，庶可以此为津梁”才定稿。说明他对此著审慎的态度。

三、秉承寻本溯源之学，著《医学源流论》

《医学源流论》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载徐氏93篇医药学术短论，大多具有真知灼见，论述较为精湛，最能代表其学术思想。“孙思邈、刘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驳诘。于医学中，殆同毛奇龄之说经”（《四库全书提要》）。

1. 评论病证，知病必先知证 他说：“凡一病必有数证，有病同证异者，有证同病异者，有证与病相因者，有证与病不相因者，盖合之则曰病，分之则曰证。古方以一药治一证，合数证而成病，即合数药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药治几证者，有合几药而治一证者，又有同此一证，因不同，用药亦异，变化无穷。”（《医学源流论•知病必先知证论》）同时有病证不同论、病同因别论、病同人异论等医论发挥，形成比较完整的病证认识论体系。

2. 善于思辨，对运气学说、药物归经等持不同意见 他摒弃运气学说，主张见病治病，治疗法则按经云以平为期，倘若认为“何气司天则生何病，正与《内经》圆机活法相悖。”当时有医者侈谈司天运气之类，他认为是“自炫渊博”，其实是“欺人”和“耳食”而已。

他对张洁古所倡药物归经提出异议，认为“每药注定独入某经，皆属附会之谈，不足征也”。但是，他认为如果用药不分经络脏腑，也不尽然。这是因为“人之病各有所现之处，而药之治病必有专长之功。”他举柴胡治寒热往来，能愈少阳之病；桂枝治畏寒发热，能愈太阳之病；葛根治肢体大热，能愈阳明之病的例子。除各有专长之外，还有其他功用和主治。“故以某药为能治某经之病则可，以某药为独治某经则不可；谓某经之病当用某药则可，谓某药不复入他经则不可。故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此说颇合唯物辩证法。

四、针对时弊，规范医事用药秩序，著《兰台轨范》

徐灵胎指出：“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或病名同而病因异，或病因同而病证异，则又各有主方，各有主药。千变万化之中，实有一定不移之法。”因为他看到一些医疗状况，“杂乱无统，其方药则浮泛不经，已如云中望月，雾里看花，仿佛想象而已。至于近世，惟记通治方之数首，药名数十种，以治万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药之各有专能，中无定见，随心所忆，姑且一试，动辄误人”。为此著书。

《兰台轨范》八卷，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用类编的方法，以张仲景经方为主，病论和方剂取《黄帝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巢氏《病源》、孙氏《千金》、王氏《外台》等。由于徐氏偏重于一病有一病的主方主药，而忽略四诊八纲和辨证论治，亦属有所缺失。

五、《医贯砭》对赵献可偏激，生平最后著《慎疾刍言》措辞转温和

《医贯砭》成书于乾隆六年（1741年），因赵献可《医贯》固执己见，以致“尽废古人之经方”，徐灵胎视为邪说而著。

明•赵献可以命门之火为性命之本，发明薛己医案之说，以命门真火真水为主，用六味丸、八味丸通治各病，运用颇有心得。徐灵胎不满其偏，对赵所撰《医贯》逐一批驳。这样，便带出薛己（明太医，擅用二方）、张景岳（崇尚温补）、吕留良（评注《医贯》）等人，称赵为“盗”，吕为“尝盗”。虽然徐氏对赵说多处纠正偏误，但言词过激，说理过当，亦不能全令读者心悦诚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贯》一书在当时“已不甚行，亦不必如是之诟争也”。

徐灵胎于生前最后著《慎疾刍言》（1767年），“为溺于邪说俗见者痛下针砭，多惊心动魄之语”（《清史稿》）。虽不满邪说俗见，而从“刍言”二字看，过分较真而偏激的语气，并不适合题意，应该在文章中有所收敛和改善。这也是因为批评的对象有所不同吧，“刍言”对普通人，“砭”者则是对名家，于情于理可以说得通的。徐氏有《校正外科正宗》，清咸丰十年（1860年）许氏刻本（详见本书《许楣〈校正外科正宗〉事考》。徐氏兼精疡科，对明•陈实功《外科正宗》一书详加评批，褒多于贬。

六、徐灵胎中医理论学术成就及评价

1. 尊古穷经是其医学论著思想主线，并贯穿他医疗和治学一生，极富个性 客观上，他受吴派乾嘉汉学的影响，他的医著大都具有这方面较为明显的印记。主观上，他自觉强化了以《黄帝内经》为主导的医学理论和思路。由于他自学成材，学术上较少保守，善于独立思考并极具挑战性，与当时的吴中温热医派宗旨迥异，但并无医论冲突，亦属可探讨的特异文化现象。

徐氏有些医学言论有失偏颇且言辞过激，甚至诟骂，多为史家指摘和评论。

2. 医名遐迩 他曾两次应诏入宫诊病，并得乾隆帝嘉许。他对医学的源与流、医事的术与道、诊治的病与证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言论。按他生平医事，青年时期奠定理论基础初著《难经经释》，其后钻研药物而成《神农本草百种录》，再撰《医贯砭》，正当中年。其后有《医学源流论》和《伤寒类方》联袂问世，其时年过花甲处学术巅峰状态，最具其学术的代表性。晚年著《慎疾刍言》，不满社会医术流弊，措辞锐气不减，真是医界奇人。

3. 对医学的研究精神值得弘扬 他的有关医学论著，可以作为中医药改革与创新的一种借鉴；学习他的求实和敢于向传统挑战的精神，在认识论上有所启示；当今的中医药学术研讨，靠大家共同创造和谐与宽松的环境，使之中医药学健康发展。（2008年3月，原载于是年5月《吴江文史资料》第2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