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活人书》为宋医学家朱肱所著，原来的书名叫《伤寒百问》，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因为“伤寒诸家方论不一”，一些士大夫仅懂得一些医技，对《伤寒杂病论》却“耻而不读，往往仓卒之际，束手待尽，卒归之于命而已”。而“世人知读此书（指《伤寒杂病论》）者亦鲜，纵欲读之，又不晓其义”。还举出一些使用方药的不良情况。他当时被贬，有较多的空闲写书作文，而且对文章的要求是“士大夫易晓而喜读”。以问答的形式，成书为3卷，主要内容设为100问。以《伤寒杂病论》为依据，论述伤寒六经病证治以及诸多杂证。有个名叫张蒇（福建武夷籍）的学者读到这本书以后，3年中“挟册抵掌，未尝停手；所藉以全活者，不知其几人也”。然而，他认为“惜其论证多，而说脉少；治男子详，而妇人略。铢两讹舛，升匊不明；标目混淆，语言不通俗”等。所以，将原书增补为20卷，书名改为《南阳活人书》。大观四年（1110年）秋天，张蒇游武林，在一所寺院里与朱肱邂逅相遇，将书出示，才晓得原来的脚本《伤寒百问》是朱奉议（即朱肱）所作。张蒇增补 “厘为七册，计九万一千三百六十八字”，他以为这本书可以达到“据病可以识证，因证可以得方，如执左券，易如反掌。遂使天下伤寒，无横夭之人，其为饶益，不可思议”。还说高若讷的《伤寒类纂》、沈括的《别次伤寒》、胡勉的《伤寒类例》、孙兆的《伤寒脉诀》、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等同时期的伤寒专著“虽互相发明，难于检阅，比之此书，天地辽落。张长沙南阳人也，其言虽详，其法难知，奉议公祖述其说，神而明之，以遗天下后世”。因为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和魅力，所以具名《南阳活人书》云云。写在序言的这番话，让人感到窒息，有挑战性，相当狂妄。然众怒难犯，引起辩驳和争议在所难免，简直是一场“活人书风波”。

朱肱，生卒年不详，字翼中，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出身儒门世家，秘丞朱临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弟弟朱服，进士出身。他是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曾任雄州防御推官、知邓州录事参军，官至奉议郎直秘阁。崇宁元年（1102年）向宋徽宗赵佶进谏，他这样奏：“陛下即位以来，两次日蚀在正阳之月，河东十一郡地震至今未止，人民震死，动以千数，自古灾未有如此。臣不避死亡，妄举辅弼之失，以究灾异之应。”此言一出震怒朝廷，幸有他的顶头上司宰相曾布（1036—1107年）在皇帝面前为他保奏说词。为此仅被罢黜，隐居杭州大隐坊，人称“大隐先生”，士大夫多称他为“朱奉议”，他自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

光绪《乌程县志•人物》载：“肱喜论医，尤深于伤寒”“撰《南阳活人书》，潜心二十年而成。发明张仲景《伤寒论》，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析，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有所持而易晓。论者谓其书独出机杼，又能全本经文，无一字混入己意，大有功于仲景，真后学之津梁也”。对这本书有较高的评价。政和元年（1111年），朱肱表进是书，当时朝廷正大兴医学，广招人才，“求深于道术者，为之官师”，封朱肱为“医学博士”。政和五年（1115年）秋，坐书苏轼诗贬达州（今北京通县）。翌年，领宫词以归，以朝奉郎提点洞霄宫，侨居西湖北山，著书酿酒。据有关专家考证，他所著的《北山酒经》成书约在于1117年前，今人评价此书为“在我国古代酿酒历史上，学术水平最高，最能完整体现我国黄酒酿造科技精华，在酿酒实践中最有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朱宝镛，章克昌.《中国酒经》）。这属题外话，说明朱肱其人的学识水平非同寻常而已。

朱肱从达州回来，过河南方城，见同年范内翰，范说：“《活人书》详矣，比《百问》十倍。”但也中肯地提出意见说：“然（指《活人书》）证与方，分为数卷，仓卒难检耳。”及至睢阳（即今商丘），在一位王先生处，发现《活人书》，京师、京都、湖南、福建、两浙有5处印刷发行，“惜其不曾校勘，错误颇多，遂取缮本重为参详，改一百余处。命工于杭州大隐坊镂板，作中字印行，庶几缓急易以检阅”。这些话是政和八年（1118年）季夏朔日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证明他对自己著述的负责态度。

然而，宋代方勺所著《泊宅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朱肱获医学博士之称以后，有一次路过洪州（即今江西南昌），得知名医宋道方也在洪州，携《活人书》以见，宋与他座谈，就书中内容指驳有数十条之多，皆考之有据。“肱惘然自失，即日解舟去”。方勺评说：“将朱氏之书，亦有所未尽耶”，并告诫“后之用此书者，能审而慎择之则善矣”。对这一事，当代著名医药学家姜春华教授分析说：“按指驳之说，是否得之传闻，若朱氏书，费二十余载之时间而成，尚受指驳，以视今人一年半载而编成者，不知更有多少指驳也。”鄙以为，宋道方当面指驳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指驳有数十条”，殆为引证为自己所著《泊宅篇》故意扩大其词而这样写的。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约1120—1200年）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这样评价《南阳活人书》：“近世朱奉议本仲景之论，而兼诸书之说……其门多、其方众、其言直、其类辨，使后学易为寻检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然其间亦未合圣人之意者，往往但相肖而已，由未知阴阳变化之道。所谓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似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者。”(www.daowen.com)

学宗刘完素的医家马宗素（他的本名可能不是“宗素”，待考），撰《刘河间伤寒医鉴》1卷，书中包括脉证、六经传受及小儿疮疹等内容11条均先引朱肱《南阳活人书》，但是也对《活人书》进行批评。他在书中说：“古圣训阴阳为表里，此一经大节目。惟仲景深得其旨趣。厥后朱肱编《活人书》，将阴阳二字释作寒热，此差之甚也。”此说比刘完素更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南宋医家王作肃曾作《增释南阳活人书》22卷，有文学家楼钥为这本书作序，讲了这么一段史实：“尝闻老医京师李仁仲之子，云：‘前朝医官，虽职在药局方书，而阶官与文臣同。’《活人书》既献于朝，蔡师垣当轴，大加称赏，即令颁行，而国医皆有异论。蔡公怒，始尽改医官之称，不复与文臣齿。不知当时具论之详。若许学士知可（即许叔微），近世推尊其术。《本事方》之外，为《活人指南》一书，谓《伤寒》惟《活人书》最备，最易晓，最合于古典。余平日所酷爱，观许公之言，则无求子所著可轻訾乎？”所以，对《南阳活人书》异议和不恰当的毁疵，经历了二三十年，到南宋有许叔微权威的评价，基本落下帷幕。

后世的医家对《南阳活人书》褒多贬少，扬多抑少。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清•汪琥博览历代医家有关伤寒论述，造诣甚深，在他的《伤寒论辨证广注》中这样说：“无求子真一世之雄，长沙公乃百川之宗。”评价极高。朱肱以后秉承其《活人书》要旨的著作亦层出不穷。如杨士瀛的《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1264年）、钱闻礼的《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93首（1162年）、王作肃的《增释南阳活人书》22卷（约1200年初年）、金•李庆嗣的《考证活人书》3卷（12世纪中叶）、金•王好古的《活人节要歌括》、元•戴启宗（同父）的《活人书辨》、元•吴恕的《伤寒活人指掌图》3卷（1338年）、元•赵嗣真的《活人释疑》、明•童养学的《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3卷（1631年）等。这些都是对《活人书》十分关注，从而加以阐发和讨论，有助于伤寒论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

姜春华教授对朱肱的《南阳活人书》作了简评，他认为，其一，此书“为宋人说伤寒之佳著”；其二，“伤寒传足不传手，首由朱氏提出，其说悟自《素问•热论》，伤寒学家多有议论”；其三，朱氏强调不问病由经络，据脉与证而治，实为卓见名论，柯韵伯力主是说，为务实者所欣赏”。这三点概括朱氏伤寒精华，点到为止。回溯到朱肱著书的本意，唯有“耻而不读”之现象才精研20年之久，况成书之后又颇多争议。这段围绕《南阳活人书》的医史现象，绝无仅有，可以作为教材，从中得到启发。（2009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