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一、中医学早就提出过“思维”

《辞海》对“思维”一词的定义是这样的：“指理性认识，或指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前不久，偶读著名学者王元化《思辨随笔》，首篇谈到文化传统，他认为其构成有四项要素，即：创造力方面表现的特点；心理素质；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系统中的根本概念等。如果对号入座，这些都是中医药学所具备的，而其中唯对“思维”和“特有的思维方式”没有系统而认真地总结过。中医药学作为传统文化为世界所瞩目，是因为有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促成发扬光大，其医药方面的成就为世界所公认的。

其实中医学早就提出过“思维”。《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提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荀子•解蔽》）此语之“形”作“行为”或“表现”解，而“出令而无所受令”突出“心”（即思维）的个性，即“有令必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说：“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强调了人的思考所起的作用。

仔细推敲和分析，古时所说的“心”当然是解剖学的“大脑”，欲从“思维”来理解，《素问》说更贴近医疗实际。荀子所说的这句话被学者认为“和孟子的‘性善’说相反”，这另当别论。纵观几千年来的思想史，也有大大小小数不尽的思想家，洋洋洒洒出了不少的书，他们谈社会、谈政治，从不谈医药；而医药学家倾心于人的健康，竭力挽救濒危的生命，根本无暇顾及中医思维学、中医思想史之类边缘学科。正如李经纬教授所说：“中医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中医学•绪言》）20世纪80年代，已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议并倡导在国内进行思维科学的研究，并相继成立中国思维科学学会。我想，中医思维学相对较为成熟，只要具备对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流派有较深入研究和探讨者即可加以整理和总结。

中医就思维方面应当有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医思维学的任务在于揭开从感性到理性，从实践到理论过程中的奥秘，同时也必须揭开中医的起源，以澄清一些错误的理解和认识。除中医药本身的许多庞大的学科外，与其他诸如哲学、社会学、人文科学、伦理学等等都有亲缘关系。这应当不是一句题外之谈吧！

二、儒家为中医做宣传

春秋战国直到西汉东汉，算来也有千余年的历史，真不知中医学（那时还不叫“中医”）是怎么过来的。于是有人谈到医学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种是起源于巫术；一种是起源于实践，包括劳动和社会生活。实际上这种争论一开始便是后者占优，为什么？因为脱离了人类尤其是中国远古时期的社会环境来谈什么起源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医与巫同时存在，巫师也有医道，从医者也懂巫术，曾经是当时较普遍社会现象，无论是从治病的方式或是从思维的角度，用史实来分析不能用“起源”来混淆概念。所谓“医”的建立，是由诊断（什么病），治疗（用什么药或针砭）以及治疗后的效果三个部分组成，统观殷墟甲骨文，有病名和卜辞，而无确切的效果记录，所以是巫术的一个形式。甲骨文曾经记载有多种病状，所谓治疗，用的是卜辞，这应该与“医”区分开来。在夏商周，甲骨文的卜辞或许是作为一种记录，或许是对病者（也是社会的上层人物）的凭据，而巫师又相当富有，所以他们能使用龟甲来刻录。而医者社会地位较低，用中草药或动物药只需见到效果便行，没有过多的说辞和神奇怪异动作的渲染，所以相形见绌。后来医学战胜了巫术，也只规定了祝由科，“祝”训为“断”，“是谓当断绝受病之由足矣”。（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因为祝由还有“医”的成分，可见医学的包容性。应理解在我国“医”与“巫”同时起源，正如黄河与长江同处一源一样，有了高山便分道东流了。西方医学为什么起源于巫，这是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用采药和砭石来治病的思维意识。《周礼》虽有巫祝和医师的记载，而且明确规定“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读过这段文字的都知道：医师分士、府、史、徒四种，上、中、下三士（包括兽医）共28人，并且明确工作任务和医事考核制度。这就奠定了医药的存在和发展，医药（包括针砭）成为治病救人的主流措施，有“政府”的支持，也就给医药学的繁荣带来保证，千古以来，都是如此。

众所周知，儒家的学说、经典都是人们言行举止的圭臬。由于那个朝代没有什么舆论工具，信息的传播普通老百姓并不能及时得到，原则上需要做的事，往往很概括，语气也较为强硬，出于对人民的健康和保障医疗救治的需要，就有如标语口号式的话语出现在著作里。如“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礼记•曲礼下》）、“三折肱知为良医”（《左传•定公十三年》）。其实，这两句话基本都说出了一个道理，即从医者必须绝对崇拜“三世”，即“三皇”。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爷辈里学了医，到孙子这一辈行医，才能够吃他开的方子？是否有如此刻舟求剑？显然是对“三世”一词的望文生义。三世，即三世之书：伏羲制九针而著《黄帝针灸》；黄帝与岐伯论经脉而著《素女脉诀》；神农尝百草而著《神农本草经》。当然，后来出现了许多医家，文字记录这些医家的名字，都在获得官职以后见诸医家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的素问和灵枢所记录的人名都不虚妄。根据历史记载，祖传世医盈千上万，没有听说过第一二代医生不允许开方子的。要不，中国古代早就有官方文书了。违背常理的事，怎可能铁板钉钉似的强行规章呢？

三折肱知为良医。有人讲指的是推拿按摩，根据是《楚辞•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句中“折臂”与“折肱”同义。也有一些文学爱好者认为“九”泛指多次，谓积累了经验教训，“折臂”嘛，是教训很深的意思。如果这样理解，即使是“神医”只要出一次医疗事故，也就是砸了一回牌子，谁还来找他看病？这也是讲不通的。还有人解释“折肱”为“折断手臂”的意思，这就更加离谱了。国医大师裘沛然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三折肱为良医”辨》他说：“历来注释都是望文生义，人云亦云，贻误后学。”接着说：“如论医生技艺工拙，对临床经验是否丰富固然重要，然而何必以折肱为喻？我国历代名医辈出，从和、缓、俞跗、扁鹊、仓公以至张机、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可称医中之良者，试问有哪一位因折断手臂而成名家？更遑论多次折断手臂的荒唐之事。即使是个比喻，也是引喻失义，违反常情而很不自然的。”（《裘沛然选集》）经裘老的反复阐明，认为折肱、折臂，就是曲肱、曲臂，“古代的拱手、作揖、再拜、鞠躬，都是对长者致敬的一种礼仪。”

儒家对医学家是尊重的，因为医学家追求的是为人治病的真理。与此同时也看到了一些社会现象如巫师的星占、相术、龟卜、筮占、扶箕、符咒、傩礼、驱疫等，还有鱼龙混杂的庸医，所以，在当时社会提出“三世”“三折肱”之类的警语都在所必然，强势导引学医者必读三世经典，也符合常理，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三、“医”与“病”

汉字从象形文字，经过多次衍化成为现代所常用的文字，不仅反映人的思维活动，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环境对医药学产生的影响。

“医”字的变化反映了上古时期复杂的社会现象。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医，治病工也”，依照现在的说法叫做“医疗工作者”，这是相吻合的。释字形，许慎纠正了六书认为是会意的说法，繁体字“医”的上半部分为形声；下半部的“酉”，释为“医之性然得酒而使”，“故从酉”。所谓“治病工也”，接受了当时宫廷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职官的分工，故云。至于“酉”，古代也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至于有人说酒也是巫制作的，根据已经出土的汉代砖刻，此说恐站不住脚，值得商榷，应该以史实为证。

“医”字古也为“毉”，春秋•左丘明《国语•越语上》曰：“将免者以告，公毉守之。”说的是行将分娩的妇女，有巫医看护着。从殷墟妇好墓发掘的甲骨文，妇好分娩时有卜辞预测吉凶。这也反映了上古时期医巫混杂，尚未区分的社会状况。值得研讨的是《说文》未载“毉”字。“巫”，释为“巫祝也”、“象liang褎（xiu袖）舞也”。段玉裁认为“祝乃觋（xi习）之误”，因为“《周礼》祝与巫分职，二者虽相须为用，不得以祝释巫也”。通常的概念女巫称巫，男巫称觋，合称“巫觋”，段氏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至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所以扁鹊仓公生活的那个年代，所谓“巫觋”治病已遭世人所贬了。

许慎的《说文解字》录字9 353个，经他整理有形声字占80%，按照“先训义，次释形（以小篆为主），再释音”的思路与方法，依据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解说文字，就医药而言，文字推进了学术，也推进了专用术语的发展，不胜枚举，功不可没。

再说“病”字，《说文》释为“疾加也”。意思是病比疾要重，即“疾甚曰病”。据《周礼•天官》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按照医官的分科管理制度，疾医基本上管的是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同时疾医也有指导百姓养生的内容。“病”字里面为什么写成“丙”呢？古人以天干配五行，“丙”属火，亦即身体发热的意思，基于这样概念，所以“疾甚曰病”。为什么“病”中的“丙”不直截了当用“火”表达，不是更一目了然吗？“疢”，有这个字，《说文》训为“热病”，读音为（chen趁）。《诗经•小雅》“疢如疾首”，意思是烦热如头痛一样。古人造字有先入为主的情况，人生病头痛发热居多，所以先有“疢”字，那么身体其他部位有了毛病总不能说成“疢”，听的人会感到含糊不清，于是便有了“病”字，一个“丙”字的内涵自然要比“火”丰富多了，从音韵上来理解，也当然以“病”为优。所以说，思维的变化是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古汉字与医理，中草药与认病的思维，纵横交错，相互缠接，密不可分，这样认识来自于社会、生活及人体自身，逐步推演。今天的中医药学庞大的理论和医疗体系，这要感谢古代的先民，他们用正确的思维走对了一条路子。

“疢”字，张仲景《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曰：“千般疢难，不越三条。”“千般疢难”可释为“千般令人头痛的身体上的磨难”，其后所述了3条内容：一经络脏腑受邪；二四肢血脉壅塞不通；三房室、金刃、虫兽所伤。医圣的这番论述，使南宋医家陈无择（名陈言，号鹤溪道人）深受启发，将病因分为外因（六淫）、内因（七情）、不内外因三类，创立“三因学说”，于1174年撰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18卷。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这使我们认识到，中医药学的传承所以能发扬光大，有时候集中到一个问题，如陈无择与友人论及“医事之要”，这时“脑筋急转弯”，就出现了“无出三因”奇异的效果。所以，就这点给人以启发的是，要多读古代优秀的医籍，多参与讨论研究，多换个角度换个方法来思考问题，一定会有新的收获和取得长足的进步。(www.daowen.com)

四、考古发掘得来的两部医籍

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古人可不这么想，生前喜好的东西似乎一定要带进坟墓里去，在阴间可以继续使用。因此，当代对一些墓葬的考古发掘，随葬物品极有价值，其中有关医药方面的文字资料，都是从未传世的，令人瞩目。

1972年对甘肃武威早滩汉墓的发掘，这是东汉早期的一座墓葬。考古发掘中，未发现墓主人有其他有价值的出土文物，只有5枚五铢钱，成为断代的唯一证据。墓的随葬物品唯有于医药相关的简牍92枚，其中简78枚，牍14枚。这批简牍在一个麻质书衣里包着，保存完好。发掘后经过整理，定名为《武威汉代医简》，其内容包括临床医药、药物学、针灸学等，记载有各科方剂30多首；药物约100多种，其中植物药63种，动物药12种，矿物药16种，其他药9种，大都为各种液汁。对这些药物的炮制、剂型以及使用方法，都有详尽的记载，剂型有汤、丸、膏、散、醴、滴、栓等，丸药的制作分如赤豆、羊屎、樱桃、梧实、弹丸、钱等大小。炮制中所用的赋形剂有白蜜、猪肪、乳汁、骆酥等多种。给药时间上有先饭、宿毋食旦饮、暮吞、涂之、藻鼻、塞鼻、薄之等等。服药禁忌如忌鱼肉荤菜、酒、辛、力作等。据专家考证，所载药物中有20味是《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中所没有的。在针灸方面记载不多，如三里、肺输、泉水3个穴位，并提到灸刺与年龄的关系。简牍中“七伤”的具体记述，如“何谓七伤？一曰阴寒；二曰阴痿；三曰阴衰；四曰橐下湿而痒，黄汁出，辛痛；五曰小便有余；六曰茎中痛，如淋状；七曰精自出……”。《诸病源候论•虚劳候》虽亦有“七伤”的记载，但思维的逻辑性不及《医简》，似属牵强。

1973年12月，考古发掘的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3号墓，出土大宗帛书，有20多种，12万多字。经考古学家考证，3号墓葬为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刘恒登基第12年），比2号墓主人利苍下葬晚些（前186年），但比1号墓主人辛追下葬要早。帛书出土时，放在一个长方形漆奁的下层，除少数是卷在2.3厘米宽的竹木条上以外，大部分无轴，被叠成长方形，放在漆奁的格子里。纠正了人们想象中帛书“卷”的形式。通过考古发掘，使我们知道这批帛书（包括简牍）有关医药方面的内容，经过整理后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14种，其中《五十二病方》共9 910字，为帛书，抄录于宽24厘米，长450厘米长卷后之5/6部分。该书现存291条，实际病名103种，治疗方法和方剂总数达283个，所用药物247种，涉及外、内、妇、小儿、五官等各科，尤以外科方面的文字占全书的70%以上，且多数以痉、伤痉居多。中医史泰斗李经纬教授研究分析认为，这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佚失的《金疮瘈疭方》。李老还认为：“尽管人们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仍存在着分歧，但《五十二病方》等确是先于《黄帝内经》而产生的。联系《五十二病方》等14种医书来看，其成书不一定都早于《黄帝内经》，但至少对《黄帝内经》理论的产生的医疗实践基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力支持。”（《中医史》）

当我们从先古的墓葬中掘得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时，几乎对古人极端自私的责难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疑问还会接踵而来，这些墓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是墓葬的基本条件，逝者生前都具有一定的身份，如长沙马王堆3号墓主人是“长沙丞相”轪侯家族的重要成员，他在世时博学多才，且在医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日常生活相当富足而且奢华（帛的价格在当时社会十分昂贵），他下葬时正逢史家所称的“文景之治”的历史时期。至于武威的墓葬主人，考古专家推断很可能他在生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医生。上述两宗所发掘的医籍，当是墓主人生前所喜好的书籍资料，应该是他们一生的心血。古代社会奉行“礼不下庶人”的严格制度，所以，只有王公贵族才有条件实施豪华的墓葬。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较为根深蒂固的“千金不传”的思想，其中也包括了“传男不传女”的社会风俗，凡手头有专门的秘籍或者绝技，不可以随便传授他人。医圣张仲景同处汉代，他从“救贫贱之厄”继而“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进而“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以此3条，亟愿将自己一生的经验流传下来，所以千古以来值得人们的敬重。至于“千金不传”，初唐四杰的王勃（650—676年）在《黄帝八十一难•序》中有这么一段事实：龙朔元年（661年）拜长安曹元为师学医，学成后，老师对他说：“阴阳之道，不可妄宣也；针石之道，不可妄传也。无猖狂以自彰，当阴沉以自深。”这似属“千金不传”的理念，但有点太过分，且有悖常理。所幸王勃未全听他的，既为《难经》作序“以济人”，又撰《医语纂要》（惜佚）。总之，“千金不传”的观念是一种社会诟病，阻碍了医药学术的进步与发展。不过从“入土为安”的墓葬医籍的发掘看来，“歪打正着”，否则还真是永世湮没，早已灰飞烟灭了。

所以，社会环境、习俗，对客观事物所造成的改变和影响，是人的思维在起作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和分析古人的思维，在一定条件下有些事情可以逆转，这正是值得高兴的。

五、“医者意也”孰何意

讨论中医思维的最初环境，应当提到“医者意也”这一概念。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著《后汉书》其中有一篇《郭玉传》，全篇文字不长，只有340个字，叙事翔实，说理清楚。主旨为“医之为言意也”，这段文字用了188个字。让我们欣赏一下，就中医思维说些什么。原文照抄如下。

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廝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都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彊，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年老卒官。

郭玉，字通直，东汉针灸学家。广汉新都（今属四川）人。少时师事程高，为涪翁的再传弟子。东汉和帝刘肇（89—105年）时任太医丞，直到逝世。这篇短文第一段写郭玉在医疗实践中遇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为权贵之人施针时，有时达不到医疗效果，和帝发现这一情况后令权贵之人穿穷人的衣服，就有了“一针即瘥”的效果。第二段是郭玉回答和帝对这个问题的质问。他说：“医之为言意也。”此处的“意”既有积极思维，也有全神贯注的双重意思，与下文“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相合。由于“贵者处尊高以临臣”，郭玉的心境处于“怖慑”状态而应付，这给素与平民百姓“厮养”的郭玉在给贵人临诊时不能放开手脚，所以有时就达不到明显的效果了。这段文字实际反映了当时社会封建贵族的心态；郭玉只不过是太医令的下属，贵族骄横跋扈，盛气凌人，在这样的客观的环境气氛下，又怎能治好病？本来是“腠理至微，随气用巧”，下针之后怎可及时得气呢？再说，医者言意，就是医患之间密切配合的良性互动，而会产生较为满意的医疗效果。当今社会，无论中医西医，只要用心体察，临诊时屡见不鲜。

郭玉之论“四难”，向和帝倒了一通“苦水”，如权贵人士的用意狂傲而不予配合，平素养生有失谨慎，骨节脆弱的身体素质，以及好逸恶劳的4种弊端，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状态，由于等级制度森严，对为其治病的医生所采取不够尊重，甚至鄙视的态度。

文章中有3处写到“意”字，第一句“医之为言意也”，“之”是语气助词，以前一段事情的发生作为铺垫，而产生“作为医者他的思维活动是怎样的”呢？此处的“意”释为“意者，心之所发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二句“自用意而不任臣”，指的是达官贵人刻意制造的压抑情绪和环境，是外在的“意”。第三句“臣意且犹不尽”，如《灵枢•本神》：“心有所忆谓之意。是前述“四难”未尽之意，还是留有余地。范晔笔下的人物，他的语境符合历史真实，人物语言和心态表述恰如其分。而作为研究中医思维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后世到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喻昌以其所著《寓意草》名闻遐迩，人们记住了他所讲的“医者意也”。其序开宗明义：“闻之医者意也，一病当前，先以意为运量，后乃经之以法，纬之以方，《黄帝内经》所谓微妙在意是也。医孰无意？”（按：《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知有纪，从阴阳始。”殆喻氏引此句化裁。）这就明确表达了中医思维方法的问题。正文首篇即“先议病后用药”，次为“与门人议病式”，具体方法上规范了病案的处理，全书治案60余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有充分的讨论。喻氏还摘引朱丹溪《局方发挥》所说：“医者意也，如敌之将，操舟之工。”（《医门法律•先哲格言》）更能说明中医思维的重要性。

唐•孙思邈曰：“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千金翼方•针灸上》）可以理解，“意”即思维的意思。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年）教授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体思维。中医非常强调整体，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同时又把人与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观点，在哲学上，也有很多论证。”（《宇宙与人生•传统思维方式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医不凭“直觉”，因为这是与“整体思维”相对立的分析方法。前面提到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主要的道理在“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就肯定了思的作用。隋唐时著名医家许胤宗认为：“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旧唐书•许胤宗传》）指出了脉理精微，其意难解处在用心思考。正如元•王好古《此事难知•后序》所说：“医者意也，思虑精则得之。”

曾有人将“意”领会为“意思”，没有“思考”的成分，于是“医者意也”，曲解成“医以意用药”。苏轼《东坡志林》记录了元祐三年（1088年）闰八月十七日，与欧阳修同舟行至安徽阜阳的一段谈话。欧阳修告诉他，有一病人乘船遇风，因而受惊得病。医生取柁把汗渍多的地方刮末，和以朱砂、茯神煎服而愈。欧阳修说：“医以意用药，多此。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苏轼说，那么，笔墨烧灰给读书人服，可治昏庸懈惰？如果这样，喝伯夷盥洗的水，可疗贫困；食比干的剩菜，可以除贪婪奸佞之臣；舐樊哙的盾牌，可以改变临阵畏敌的懦夫；嗅闻西施的耳饰，可以治疗恶性疾病？两人同时大笑起来。于欧阳修相交有20年，苏东坡仍清楚记忆当时的这段笑谈。北宋时期，于市井常见一些不深入读书，不探求医理的庸医，有意或无意曲解了“意”，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情况。

最后，笔者认为中医思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定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宋•朱熹《性理精义》一书谈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这句话源自《易传•说卦》。而中医的“穷理”千古以来就是以医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在此基础上，如果认真整理发掘中医思维，探索中医思维学的奥秘，中医药学的发展必定如虎添翼，从此更上层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