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是中医药学的爱好者，本攀不上与人较真，但酷爱中医，是中医给我的福祉，学习过程中充实了我的退休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我6岁的时候，家父患重症伤寒，是南通名医汤承祖精心调治2个月余痊愈。后来汤医师也教过我们的课。当年我的母亲在父亲病愈后还亲手绣了一幅白绫底黑丝线作字的镜匾，这一针一线表达了病家对医生的敬意。这幅绣品汤老生前一直挂在他家的客厅东壁进门最显眼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临床逐渐少见如伤寒典型症状的肠道传染病，这是抗生素提前介入的缘故。20世纪60年代末，海门县人民医院曾收治一典型伤寒病人，延请汤老会诊，他是反对“挂水”的，理由是按中医理论反而使病人“湿重”延误病情。其实，按照西医的理论维持人体电解质的平衡，对肠壁受伤寒杆菌侵蚀也应慎重增加体液。因此，我很佩服汤老的高超医术，也对中医心怀感激之情。

近读毛嘉陵先生《第三只眼看中医》，其中讲何祚庥院士有一段与我父亲相反的经历，他2岁时父亲得伤寒死了。因此他说：“我妈妈十分反感中医。”并断言“中医的指导思想是保守的，缺乏科学的精神。中医学理论的主流是不科学的，存在基本判断的错误。”他父亲被“中医”治死，所以“中医不科学”。

毛嘉陵著《第三只眼看中医》，2007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如果我用自家所经历的事实说明“中医科学”，与何院士“中医不科学”对着说理，鄙以为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反过来，有人如果用“西医”对“中医”说理，一个“科学”一个“不科学”，更无道理，因为西医与中医从来没有处在对立面，本来都是医道医术，根本没有理由对立起来。我是遵循“从善”的原则。治病救人是医生的神圣天职，没有中医西医之分。何院士不应该有“从恶”的意识，积几十年来对某中医师的怨与恨，爆发了对整个中医理论体系敌意。这使我感到骇怕，如果人人都存有怨与恨这样膨胀式的转移，恐怕整个世界的分崩离析也为期不远了。一个科学家缺乏理性思维，以个人的怨恨仇视中医药学也仅属个例。(www.daowen.com)

几年前，我曾到扬州何园参观游览，从那里知道何祚庥院士的祖业就是何园，知道他是反伪科学的斗士，正因为与何园有这么“短距离”的接触，对从未谋面的何院士，还是怀有真情实感和敬意的。

如果说何祚庥院士是反伪科学战士，用“科学”的子弹对准“中医”恰恰瞄错了地方。一个科学家轻率地射出一颗至尊的“科学”子弹，向绵亘几千年的传统中医药开火，简直匪夷所思。鄙以为“科学”有明显的特征：一是以“实践”为第一要义。《黄帝内经》是先秦诸多医家的理论和经验的综合，所以几千年来能站稳脚跟；二是“科学”有其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即科学的延续性。我们说中医药学科学，原因是它没有止步不前，从《黄帝内经》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然后又有温病学的迅猛发展到如今，浩如烟海的著述证明了这一点；三是科学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也是万众一心筑成的一座丰碑。中医药学就是这样的“财富”和“丰碑”，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反对中医不仅是方法上的差错，根本问题还在于态度。《第三只眼看中医》书中列举的任鸿隽、胡适两位学者，是很值得关注的人物。他们与其他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发起筹组中国科学社，处在那个时代，正如当时人们口头常说的全中国如“一盘散沙”。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社”，最初社员34人，任鸿隽为社长，到日本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社社章》”，共11章60条。宗旨是“联系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他们心目中的楷模是英国皇家学会。其中有任、胡二人对中国的“科学”现状持悲观的态度，他们戴上“西学”的有色眼镜，把“国学”的一切都看成落后、愚昧、无知。中医药学当然也包括在内，并且作为“主攻”的对象。那时他们也可以说是“热血青年”，态度激昂，说话冲动，旧中国的一切都是“旧”，因而不分青红皂白都抨击反驳，他们较为典型的过激言论，曾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反响，后来他们毕竟缄默下来。这些在书中都有介绍和评论，这里不赘。

毛嘉陵的《第三只眼看中医》，初读还不识“第三只眼”究属何意，读完这26万余字，我才有点明白，领悟和联系到摄影发烧友相机是“第三只眼”之说。我想，解读所谓中医“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应当借助于“显微镜”和“望远镜”。这是否与毛嘉陵先生的原意相合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我欣赏的是作者的态度和立场。中医“科学不科学”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场辩论，而是从历史到现状，充分将反方的观点交代给读者，同时也将个人的观点坦率地表露出来，并申明“对事不对人”，我认为这种态度是积极的、理智的、认真的。进入思辨的胶着状态时，也是从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态度必然会产生正确的方法）入手，阐明自己的观点，读后让人信服。这使我想起当代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有借用棱镜分析光谱系列探讨“历史”中的学问，创有“历史分光镜”一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第三只眼” “显微镜和望远镜”，还有“分光镜”等都是属于方法论范畴的。运用原有的扎实的理论，用正确的方法来分析当今所发生的争议，犹如经过裂变—聚合—再裂变—再聚合，最后总归达到一个完善的圆满的结果。

我想不妨不管反方、正方，如果借用“历史分光镜”，通读一遍整个地球人类的医学史，或许对“科学”一词的理解会更为深刻一些。回过头来讲，中医的确正面临“科学不科学”的激惹与阵痛，凡有志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同志都应重视这一过程。因此，正是《第三只眼看中医》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本文原载于2007年9月13日《中国中医药报》第8版，此次有部分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