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意大利著名医史学家卡斯蒂廖尼（1874—1953年）所著《医学史》，这本书的中译本由我国医史学界泰斗程之范主译，第20章及全书图片说明由程教授高足、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史专业博士甄橙女士翻译。继后2005年9月，甄橙完成美国著名学者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年）》一书的主译，我读过之后对甄橙为中西医史的沟通所做的工作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7年初由北京大学出版甄橙博士独著《病与证的对峙——反思18世纪的医学》，全书23万余字，作者选择18世纪中西医学发展状况来做一番详尽的比较。她的导师程之范在序中称：“近20年来，国际上对比较医学史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召开了多次东西方比较医学史的学术讨论会。但从大会提交的论文来看，多是各国自谈各国的医学史研究，中西医学比较史的研究甚是缺乏。在这种情况下，甄橙博士以‘病与证的对峙——反思18世纪的医学’为题撰写的中西比较医学史的著作，无疑为比较医学史研究增添了力量。”是的，甄橙博士以其女性细腻的笔触，客观地以确凿的史实梳理和归纳18世纪中西医学。她以正确认识人对人体的了解、正确认识传统中医学、客观审视西医学和明确病证结合是发展中医学的途径这4个方面，全面构成了她对18世纪的医学认识论，这是一种完全正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理性的判别。她以中西史学比较和内史外史并重的研究方法，无疑这也是个正确的和值得学习参照的。陈可冀院士对这本书的评价是“现今医史学界难得一见的著作，是十分可贵的探索和研究”。

甄橙著《病与证的对峙——反思18世纪的医学》，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比较医学和比较医学史的研究兴起，有近20年的历史，但就中医西医两大对垒史料的比较研究可谓凤毛麟角。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比较法学、比较美学、比较哲学等，都先于比较医学，属于相应文化范畴的重要分支学科。之所谓“重要”，譬如我们现在谈比较医学史，不仅全面而且必须符合史实的原貌，同时还必须旁及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人文科学及其相应的历史环境，正确反映其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还原医学传承的真实面貌，不允许有任何的断章取义或带有任何主观意识的色彩。诚如程之范教授所说：“研究中西比较医学史还要具备正确的指导思想，否则难以得出客观的结论。”

有的人主张并提倡中西医的比较研究，但是，先从“中医现代化”作为切入点，先谈“中医现代化的困境”，还有人提出“中医不科学”“中医是经验主义”还有“废医存药”之说等等。有位名叫周东浩的博士生提出“西医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分析、实证、实验资料，然而，对于这些历经实践检验的还原论的杰出成果，中医却不注意借鉴，反而要发展根本不是通过分析和还原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的分析和还原，这能行得通吗？种种逻辑上的矛盾让人如理乱麻，但这就是现实，现实要求澄清认识上的种种误区”[1]。对这样一番言论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将比较理解为“纷争”，说“中医不注意借鉴”，不符合史实，这句话本身就带有偏向，这样切入便无比较可言。再说，从概念上先入为主，将“西医”等同于“现代化”，对中医好像排除异己一样，这种切入恰恰是比较医学和比较医学史的绊脚石。若说“矛盾”，中医与西医何来矛盾？几千年来的中医是为什么而存在？为什么而发展？“治病救人”与西医一样，是殊途同归。为什么不讲当今的中医在世界各地普通受到欢迎和尊重。至于逻辑矛盾之类“如理乱麻”，这根本不在比较的范围之内，刚才说过了中西医没有矛盾这也是史实，一系列的种种非议，从歧视中医出发变成攻击，矛盾和混乱就是这样造成的，这也是事实。例如“废除中医”论者老是兜这个圈子，然而中医在进步，这些人仍在原地呓语而浑然不觉。一大堆的语言垃圾是难以清除的，与梳理乱麻也不是同一概念。笔者认为，所有诬蔑中医的陈词滥调，可以断言既不符合事理，也不符合事实，更谈不上真理。先秦的哲学家庄周说过：“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万物相异的一面去看，肝和胆如同楚国和越国相距十分遥远；从它们相同的一面去看，万物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矛盾同一性的逻辑。比较中西医学就应建立在“万物皆一”的基础上，朝理性的方面努力。

让我们来听一听甄橙博士是怎么说的吧。她说：“不容置疑，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在有些人看来，西医学比中医学先进，是科学的医学，但是通过比较医学史的研究将会发现，西医学远非完美无瑕，中医学也绝非前途暗淡，两种医学都有待发展，但要看怎样发展”[2]。“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之初，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说的一句名言。从“硬道理”这个道理出发，比较医学和比较医学史无疑是正确的途径和方法，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不单是中医也是西医发展的绊脚石。

甄橙博士为什么选择18世纪这一历史时期来进行中西医学比较？因为，18世纪在历史学上的重要性，有标志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的历史背景，在西方“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世界，全球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18世纪的中国，相对来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从客观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甄橙博士说：“18世纪是中国开始从先进走向衰落的世纪，19世纪是中国沉沦和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觉醒和振兴的世纪，那么，21世纪中国是什么样子？通过对18世纪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说明和理解已经过去的19和20世纪，也可以使中国在谱写21世纪的历史时，得到更多的历史借鉴。基于此，考察18世纪确是发现中西方历史嬗变的轨迹，解开许多历史之结的关键”[2]。笔者读此，第六感官告诉我，与其说是“对峙”，莫若说成是“对话”。18世纪的清康雍乾三朝，以“大清帝国”自傲世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医学诸方面与西方处于对峙状态，正应了西汉刘向所说“盛于彼者必衰于此”，盛世之中有危象而全然不知，可以设想，如不是对峙而采取对话，可以肯定以后的历史进展，上述的诸方面将是另一番景观。

西医学的“病”，是以病证的状态（简称“症状”，观察局部为主）、机制（物理、化学等协助诊断），以具象变化为临床依据；而中医学之“证”，大多是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病位、病因、病情、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强弱等本质的概括。“证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论、方法论的一大特色，是对疾病思维过程的整体观。徽州“张一帖”传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张其成教授认为中医所说的病，是生命的异常之象，“中医看病不同于西医看病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医看的是病的人，西医看的是人的病”。他对什么是“病”的解释为“中医认为人的阴阳五行生理模型一旦打破，就是‘病’”。他分析说：“古代中医不可能有什么CT及B超、磁共振，不可能做什么生化检验、功能测量，只能根据那些可以感知的‘象’来推测证候，分析病因、病机，然后决定相应的治则治法，从几千年的临床实践看，中医求‘象’的看病方法，取得了满意的疗效，至今在西医的冲击和挑战中仍有不可替代的优势”[3]。张其成先生所说与甄橙博士的“病”与“证”意思是吻合的，只不过甄橙除了这些，还进行了18世纪中西医史的比较研究，采用史学比较，对病与证最能提示中西医学本质差别；又通过内史与外史相互补充，才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获得一种较为全面透视。因为“尤其医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既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状况、哲学思想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有密切的联系”[4]。

令人鼓舞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刘平教授几年前就着手“病—证—效”结合研究的思考与探索，他认为“‘疗效是医学发展的硬道理’。医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临床疗效，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他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较早提出“肝纤维化和早期肝硬化可以逆转”及“正虚血瘀”是肝纤维化的中医病机基础的理论。发明了抗肝纤维化中药新药“扶正化瘀胶囊”；发现中药丹参抗肌纤维化有效成分——丹酚酸B盐（获国家专利）等重大成果。他认为“生物医学与中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两种医学的科学方法论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区别，思维方法上的结合是两种医学走向汇通道路的重要前提”。他肯定“对肝硬化‘病—证—效’的临床与实验的初步探索显示，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证候分类具有临床科学基础，可以采用数学建模的方法促进其朝着简约化、定量化及规范化方向发展，疾病的证候分类与疾病的病理生物学变化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辨证论治不仅在改善患病个体的自身感受及整体表现（临床证候）有其优势，同样有效改善与疾病病理实质变化相关的生物学指标；体现疾病证候论治的不同功效，方剂可能是探索‘病证’基础理论的有效途径之一。‘病—证—效’一体化研究思路可以成为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可行之路”[5]。刘平教授思路：“病—证—效”无疑是可靠的，并不是简单的“中西汇通”之类，必须以基础医学为依据在思维方法上两相结合，体验于临床的整个过程方能求得实效。上海中医药大学匡调元教授在《中西医比较研究》一文中谈到中西医的同一性，他说：“尽管中医和西医有许多不同，但他们都在研究人体，实际上都在利用人体结构—代谢—功能的关系诊断、治疗、防病、强身、保健。这一共同性是中医和西医融会的基础。多学科研究中医，也是在研究人体的结构—代谢—功能的辩证统一规律”[6]。这无疑是匡调元教授在深入进行中西医比较研究以后，产生的一种思路，极具参考价值。作为中西医学比较研究，付诸实施的是中医必须跨越式发展，走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

甄橙博士比较中西医学，对18世纪医学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尊重中西医学发展的史实，人类都有探讨生命和疾病本质的共同愿望。西方以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年）“四体液学说”为代表，而中国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奠定医学基础。进入18世纪，中西医学的发展各有千秋：各自涌现出一些医学界突出的人物；各自在临床各科卓有建树；各自在预防医学（主要是传染病）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各自在公共卫生状况方面做了艰苦的努力；各自在医学基础教育和医疗机构设施方面有相应的措施，而且各自都有医学相关书籍存世等等，有关这些内容《病与证的对峙》叙述颇详，这里不赘。笔者认为，有必要读一读这本书中介绍的中医著作外传的有关论述。例如《本草纲目》被介绍到欧洲最早明确记载是1735年巴黎出版的法文版《中华帝国志》，该书节录了《本草纲目》；1736年又转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名为《中国通史》；1747—1749年，又有人将法文《中华帝国志》中《本草纲目》的内容转译成德文。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年），1643年来到中国，曾将中医理论、脉学、药物学知识合译成拉丁文，在欧洲陆续出版。17世纪末，英国医生弗洛伊尔（Johm Floyer）将卜弥格关于中医脉学的译述转译成英文，连同自己的著述合为《医生诊脉表》，1707年在伦敦出版。弗洛伊尔是欧洲最早发明脉搏计数器的人，书中提到中医脉学的论述对他的发明曾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另外，18世纪的中国医学著作有相当数量的种类外传日本，对日本医学产生巨大的影响。甄橙认为“中医药文献古籍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历史见证，是中医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萌发当代中医药学成就的一方沃土”。她说，18世纪涌现了各种类型、体裁的医学文献，而且有大型著作（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宗金鉴》等）的出现，在我国医药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另外，她专指18世纪医案的发展，认为“研究医案是学习中医学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医案不仅作为一种医学文献存在，更以保存先人的临证经验为独有，医案是中医学应大力继承的宝库”[2]。(www.daowen.com)

甄橙博士的观点十分鲜明，她认为“中医学是一门具有独特理论和临床诊疗知识的医学，由于其理论、临床、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孕育着深刻的内涵，这种内涵与西方医学之间尽管存在诸多联系，但具有更大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异使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独具特色，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相信这种内涵一旦被系统阐明和广泛应用，中医学将对世界医学和人类健康作出极大的贡献”[2]。

陈可冀院士在为《病与证的对峙》一书作的序中深情指出：“中西医学之间同样需要相互学习，促进理解，增进和谐，互相尊重和宽容，承认彼此的差异和优劣势，采取互相取长补短和适度互动的决策和行为，互相以他民族的优秀成就丰富自己，并重新认识自身的不足和采取更新的姿态，这对促进人类健康和防治疾病方面，无疑是一大进步。”鄙以为，唯有理性的判别，着力合作、结合，完美地救治疾病，才有可能使中西医学取得真知，我从甄橙博士的这本书中得到教益。（2007年6月初稿，2009年9月修改）

参考文献

[1] 周东浩.祛魅与返魅[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6.

[2]甄橙.病与证的对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2，144-146，257.

[3] 张其成.易学与中医[M].北京：中国书店，2001：148.

[4] 程之范.中外医学史[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28.

[5] 陈凯先，刘平，朱邦贤.中医药发展的思考与探索[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6：101-102.

[6] 匡调元.人体新系猜想[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