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第8章中曾经提到的那样，作为1967年底的骚乱事件的一个结果，澳门的主权实际上已经被奉还给了中国，但直到中国在联合国面前澄清了自己的位置之后，才开始提出恢复对澳门(或香港)行使主权的全面计划。值得注意的是，1972年3月，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把中国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政策正式提交给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备案。为了这个目的，他把香港和澳门称为“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遗留问题，根据事实，中国领土的这两个部分分别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因此，在中国看来，问题的解决属于中国的主权，因此不适用联合国关于未决殖民化属地的法律。抛开别的意义不谈，这一行动方针可以被解读为中国着重要排除这两个地区各自独立的可能性[2]。1974年，在“武装力量运动”组织创立了“非殖民化委员会”之后，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则重申了它们的立场：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构成了一个留待里斯本和北京解决的“国内问题”。[3]

1979年2月，当中葡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主权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它被作为一个双边问题来处理，协议的细节从未公开。正如著名的1984年12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样，同样也没有让澳门人民参与到关于这块葡萄牙殖民地未来的讨论中来。然而，人们普遍理解，最终达成的协议，其核心要点是：葡萄牙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同时中国承认葡萄牙对澳门作为“葡管中国领土”实际上的行政管理权。依据这一逻辑，主权从葡萄牙移交给中国的问题，就是接下来要谈判的问题。[4]

邓小平会见香港、澳门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代表(1959)

在此期间，中国新的政治发展，尤其是像1982年《宪法》中反映出来的那些发展，对正在改变的澳门地位作出了贡献。通过定义一个解决澳门、香港和台湾“问题”的广泛框架，中国还决定，国家可以把这些实体整合为“特别行政区”[5]。同一年，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在访问里斯本期间，发表了第一份官方公开声明：澳门的主权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6]

1984年，以一种相互的方式，高斯达总督宣称：“我们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由于中葡双方都认可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原因，目前处在一种非常特别的安排之下。”[7]在写到这一供认的时候，法律专家史维礼指出：“尽管澳门的现状(由中国代表操纵的葡管中国领土)看来让各方都满意，但紧接着关于香港未来的声明之后，变化就不难预知了。”他进一步指出，不像香港的情形那么清晰明确——新界的租借到1997年到期，而“澳门在它的‘不平等条约’中并没规定最终期限”，这意味着未来谈判中额外的——尽管并非不能克服的——复杂化。[8](www.daowen.com)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安东尼奥·拉马尔霍·埃亚内斯访问北京，并宣布葡萄牙与中国将举行关于澳门未来的谈判。反过来，中国在1985年恢复了与葡方谈判的兴趣，必须把这放到1984年9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讨论的背景中去看。这一回，时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声称，“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将在下一年开始。在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埃亚内斯总统在澳门发表演说，号召本地的政治团体在即将到来的谈判期间拿出一个统一的办法。这里提到的正是某些本地团体对中国主权观念的抵制，以及中国与高斯达总督之间争论的问题[9]。总督的权威也受到了来自土生葡人领袖——尤其是当时的立法会主席宋玉生博士的挑战，尽管(这多少有些荒谬)他得到了立法会中亲华代表的支持，理由是为了澳门的“稳定和繁荣”。[10]

在1985年底的一篇文章中，新闻记者唐纳德·张解释道，澳门40多万居民中，大部分人是漠不关心的。除了少数私人谈话、偶尔的研讨会和读者来信之外，声音被捂住了，自我审查是命令。他指出了这一情势的两个理由。首先，中国通过南光公司施加的影响。其次，压力集团在澳门的几乎缺席，更别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党派。他指出，大约1万名土生葡人当中，大多数人都被中国的保证(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不会受到威胁)给稳住了。[11]

事实上，在当时的观察者看来，人们对1986年总统竞选的全神贯注，似乎显示了葡方对即将到来的中葡谈判缺乏准备和协调，北京则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冷淡[12]。1986年6月30日，为期两天的关于中国恢复对澳门完整主权问题的会谈开始了。第二和第三轮谈判也分别于9月9-10日和10月21-22日在北京举行。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宣布，两国已经就澳门回归问题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并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敲定一些悬而未决的细节。一个尚待商定的关键问题是移交主权的实际日期。葡萄牙希望是2007年，正好是葡萄牙人定居澳门450周年。除了象征意义之外，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权力的平稳转移更容易，为地方化留出较长的一段时期。1987年1月6日，葡萄牙国务会议同意1999年撤离澳门。

跟依然相对多元化的香港媒体不同，澳门的华文印刷媒体——没有任何国民党反对派的存在——眼下实际上是遵循亲北京路线。例如，《澳门杂志》(Jornal Oumun)对中国的“一国两制”观念提供了支持，而《华侨报》则仅仅为公众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限的论坛。正是《澳门日报》(Macau Daily News)充当了亲北京印刷媒体的主要窗口。据传，报纸的编辑们得到指示，不要提太多关于澳门未来的问题[13]。这种一致的舆论，可能还要归因于新华社所扮演的角色。自1987年9月以后，新华社着手在澳门行使真正的权力，至少是奉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之命。尽管一般而言，中立观点依然可以通过电子媒体传播，但毫无疑问，自我审查在不断发展。应该指出的是，澳门广播电视公司有50.5%的股份被政府所拥有，余下的股份由其他个人或机构持有，他们是：何鸿燊的STDM，南光集团以及放弃商业利益、成为行政长官之前的何厚铧。据1993年美国的一份报告说，澳门大多数华文报纸都避免把同等分量的新闻报道给这一地区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力量。这份报告继续说道，尽管有学术自由的存在，但学术界的某些人却主张，要避免研究那些有可能引发中国批评的课题。尽管自由主义的旗帜被活跃的葡文媒体所高举，尤其是在处理宗主国政治问题的方面，但这些媒体的读者跟华文媒体比起来，无论如何都是微不足道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