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以及解放军的胜利，明显逆转了广东以及北京的地方权力关系。随着南京在1948年底的解放，广州充当了事实上的民国首都。到1948年10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再次迁到重庆，广东省政府迁到了海南，有些外交官赶在共产党占领之前去了海外[1]。到1949年1月，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主要官员宋子文不得不亡命香港，接着去了美国。葡萄牙总领事卡尔韦特·德·马加良斯留在了他在广州的岗位上，直到1950年9月获准离开[2]。此外，1949年初，当解放军在华南获得了优势的时候，葡萄牙当局草拟了一份应对紧急情况的计划，以便撤出上海大约200名葡萄牙侨民。这群人当中，很多人最终从香港来到了澳门，带来了资本和专业技能。[3]

结果，澳门成了那些逃离在中国获胜的共产党军队的难民们的主要庇护所。事实上，让共产党人恼怒的是，澳门也成了国民党人实际上的庇护所。卡尔韦特·德·马加良写道，尽管广州新政权的观点是：澳门掩护了那些坚持不合作的国民党人，但他们对澳门的态度总体上是“温和的”，甚或北京当局的态度多半也是如此。作为广东当局不愿意在澳门制造紧张的证据，这位前总领事引用了两个自称是葡萄牙“反法西斯主义的”军队叛逃者的事例。这两个人逃到中国去了，但很快就被送回了澳门。[4]

还有一个问题，当事情似乎顺理成章的时候，甚至当英国人在1950年1月60日实现了突破的时候，葡萄牙人为什么不愿意扩大跟北京的关系呢[5]？尽管卡尔韦特·德·马加良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我认为，正如在第7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答案就潜藏在葡萄牙在冷战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中(跟美国相比)。美国对亚速尔群岛基地的权利是冷战的一个关键，而相对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葡萄牙的外交策略的自由总是跟冷战连在一起。

直到1979年2月8日，葡萄牙才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早在战后初期，就已经建立了一套通过中国商业领域的中介来运作的工作制度，同时也成了美国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澳门由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充当了一个输送石油、战争物资和军需品进入中国的走私或转运中心而受到全世界的关注[6]。反过来，美国对葡萄牙施加压力，要它配合自己对苏联集团国家的贸易禁运。葡萄牙除了遵命之外也别无选择，尽管从澳门的观点看，它的日常必需品明显要依靠共产主义中国的善意，而且某种形式的和平共处也是必要的。[7](www.daowen.com)

尽管中国开始重视让葡萄牙人统治澳门的重要性，但中葡关系在1952年还是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当时，中国对里斯本施压，要它制止跨境走私。在共产主义巨人与不合时宜的殖民地之间的和平共处所面临的这第一场重大考验中，7月份在边境至少有过两次交火，双方都遭受了大量人员伤亡。对澳门的食品供应切断了将近一个月。这场危机在经过漫长的谈判及8月23日最终达成协议之后才逐渐平息。后来，1955年，当里斯本计划庆祝统治澳门400周年的时候，中国的立场表现得极为鲜明。这一立场以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表达了出来。社论坚持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重申了收回澳门的权利。迫于中国的压力，原定1957年举行的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了。很显然，就解决澳门问题的这种实用主义途径而言，中国立场坚定，没有被苏联所煽动，去走解决殖民主义问题的路线——或者至少是把澳门与葡属非洲殖民地混为一谈[8]。总的来说，正如埃德蒙兹所描述的那样，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是葡澳中关系中相对和平的一段时期，移民和走私问题是主要讨论的话题。1961年，中国支持印度接管果阿对澳门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冲击，尽管当时的里斯本想必很关注此事。[9]

澳门名胜观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