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是近亲，并且有着文化和家族的纽带，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只是在相当晚近的过去，澳门才试图与广东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大陆的情形则正好相反，1979年，中国把珠海——一个紧邻澳门、面积为1266平方英里的地区——划定为“经济特区”。它的管辖范围还包括分布在南中国海和珠江口的大约144座小岛。直到这时，珠海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渔业和农业，它一直是广东省最贫穷的落后地区之一。从1985至1990年，珠海的GDP增长了将近300%。如今，珠海大约有65万常住人口，是一个甚至比澳门还要大的都市。正像澳门一样，珠海必须在基础设施的发展上投入大量的资金，舍此别无选择。

1992年，韦奇立总督访问了一次珠海。是年8月，珠海当局发出邀请，建议已经在澳门立足的葡萄牙公司参与特区的建设。到1991年，共有580家在澳门有投资的公司到珠海注册。澳门企业在珠海的投资额达到了4亿美元，或者说占总投资额的38%。在广东，有2300个澳门的投资项目，总计43亿港元。虽说这样的投资规模比香港要少，但它依然是意义重大的。正如金融记者西蒙·贺伯顿所写的那样，珠海的吸引力表现为它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这一点在总体上很符合澳门政府的策略，即牺牲传统的制造业，优先发展服务业。无论如何，制造业已经被珠海给挖了墙脚。[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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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珠海的成功开发，威胁到了澳门作为地区贸易港口的能力，促使澳门进一步利用它作为自由港的位置。对此，至关重要的是澳门与欧盟的协议。谢松的金融机构在澳门的出现，欧洲研究学会在澳门的建立，这一切，决定了澳门作为北京与布鲁塞尔之间的一座桥梁，在加强中欧贸易联系上的地位。至少从广东的观点看，澳门对欧洲有着比香港更强大的影响力。较之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疏离(这种关系见证了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在香港的停滞)，葡中关系和澳中关系相对比较平稳。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通向欧盟的一个渠道，而且也是广东当局对澳门经济未来的信心的一个信号。

与此同时，在地区性的澳门—珠海宏观经济结构中，澳门更加靠近珠海了，并与广东西江地区联为一体。这一点在基础设施开发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中，除了澳门机场和第二座氹仔大桥之外，还包括：一条高速公路，它将把广州与珠海和深圳这两个特区连接起来；一条计划中的铁路，从广州连到珠海，全长150公里，造价30亿澳门元；一个深水港，在珠海西边的高栏；修复同一地区的从前的日本空军基地。所有这些项目，全都在一个目睹过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区域中完成了，或者已准备就绪[50]。不消说，澳门腹地——包括大、小横琴岛的这种机会主义“发展”的生态影响实在是太明显了，其表现形式有视觉污染、水污染和空气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