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澳门传统上维持着与西江地区以及北至广西的所有主要经济中心之间的密切联系，一方是作为中国西江地区食品生产商的一个重要市场，另一方则是作为澳门特色商品出口的一个目的地，但只有到了1978年，中国的“开门”政策启动之后，澳门商人才开始成为中国大陆企业一个投资资本的稳定来源。

由此推导出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中国也指望澳门拓展它的境外投资。1987年，中国银行买下了南通银行，以打理它在澳门的银行业务。中国银行于1993-1994年间在澳门开张营业之前，南通银行一直管理着澳门银行总存款的30%左右，在运作向邻近的珠海贷款上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42]

正如在香港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澳门确立了发展势头很好的商业实体，既有地区级的也有国家级的。这些利益主体当中，包括很多中国国有企业的办事处，从事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和船运。与这些国有企业相匹配的，是一大批私营公司，充当中国产品和服务的代理机构，它们反过来又提升了中国公司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竞争力。这些澳门拥有的公司，是由那些同情中国，也同情澳门中华总商会的团体在运作。[43]

从中国的观点看，最杰出、最强大的是南光集团。这家公司是1949年在澳门建立的，起初被称作“南光贸易公司”，35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1984年，南光被一分为二：从事纯粹商业运作的南光贸易公司(就像香港的华润公司一样)以及负责照管中国政治利益的南光公司(就像香港的新华社分社一样)。作为一家控股公司，南光贸易公司由两家子公司组成，它们是南光工艺品公司和南光纺织品公司。不像在香港(中国的很多省在香港设有运作机构)，在澳门，南光还要处理大多数中国行省的事务，尽管要跟它们在香港的代表密切合作。唯一的例外是，广东省与澳门的贸易是由南粤公司来打理的，它是香港粤海企业有限公司的一家分支机构，后者则向广东外贸公司负责。反过来，南粤公司又在香港组建了一大批子公司和合资企业，它们分别代表广东的各市县。尽管南光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是中国南方人，从属于对外经济贸易部，但南粤公司的人员主要是广东人。康原在1985年的著作中还断言，在照管中国在澳门的金融利益方面，南通银行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澳门的其他实体还有国有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中国旅行社以及北京的本地喉舌《澳门日报》。航运业的联系由粤通船务公司打理。[44]

南光大厦

澳门机场外景

10年后，金融记者西蒙·贺伯顿注意到，“澳门是一个中国银行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就自身而言，中国银行控制了澳门银行系统33%的资产，当它持有了大丰银行(澳门第二大银行)50%的股权的时候，这个数字便上升到了38.5%。尽管中国的银行占优势，但紧跟着1983年改革之后，由于欧洲和美国的银行机构的存在——它们与葡萄牙的银行(包括澳门第三大银行BNU)并肩而立——银行系统依然是竞争性的。保持这种方式，显然符合中国的利益。[45](www.daowen.com)

与香港麻烦不断的赤镴角机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澳门机场的修建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政治支持。尽管机场的特许权持有者“澳门机场专营公司”是一家私营公司，但澳门政府是大股东(持有61%的股份)，持有10亿澳门元的原始股本，而且还为由公司订约的贷款作担保。何鸿燊持有另外36%的股份，剩下的股份由葡萄牙的、中国的和澳门的个人股东持有。何鸿燊还担任了专营公司的董事局副主席。澳门机场的经营管理，在葡萄牙国有的机场管理公司与中国民航总局之间分配。

1993年6月，中葡双方就涉及机场的所有突出问题达成了基本协议，包括跨1999年的金融事务，以及同样至关重要的澳门与两岸三地(包括台湾)之间未来空中交通的协调。中国还批准了12亿澳门元的追加贷款，供机场专营公司使用，贷款的偿还延期至1999年之后。按照1994年的价格，机场总造价为76亿澳门元(连同跑道的延长)，1995年11月投入运行，大大领先于饱受围攻的香港机场[46]。1994年，澳门航空公司成立，中国大陆拥有51%的股权。

尽管最初只有少数几条主要国际航线签约澳门(人们都预期香港新机场即将启用)，但赤镴角机场开放后所受到的约束，实际上促进了物流通过澳门机场过境。有人预期，澳门所承办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工程(以机场为中心)将会帮助减少对香港的依赖，同时增强澳门自身作为商业、金融和贸易港口的战略价值。特别是，机场被看作是增强了这一地区传统上的沟通中国的通道功能。连接路环、小横琴岛和珠海的莲花大桥在2000年的建成，被看作是进一步增强了澳门机场作为华南空中货运中心的战略地位。澳门机场不仅成为服务于华南的地区货运中心，而且成为香港之后台湾进入中国的第二个空中通道；2001年吸引了1451800名台湾旅游者，虽说其中大多数人是过境。

在机场开放前的准备阶段，以中国为基地的公司将大约50亿美元的资本倾注到了澳门，尤其是在房地产上，给疯狂的住宅和酒店建设火上浇油，并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势：中国公司控制了澳门大约一半的金融和地产部门。这次投机狂潮，不仅使得中国在澳门的不动产市场上发挥了特殊的杠杆作用，而且也出现了这样一种荒谬可笑的局面：大约有3万套新建住宅完全空置。尽管中国在澳门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也可以被解读为对未来信心的投票，尤其是当新机场被指望吸引更多的商业和旅游活动的时候，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1994年，当中国投资者撤回资本以回应中国经济过热中的流通性问题的时候，澳门经历了一次流通体系中的“外资净资产的负变”[47]。直到目前为止，与机场工程相关联的“投资动态化”的影响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平衡。

别具特色的公寓住宅

甚至早在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地区旅游者锐减之前，澳门的GDP增长率就已经滑向了负数，分别是负0.4%(1996)、负0.3%(1987，译者注：原文如此，推测起来应该是1997)以及负4.3%(1998)[48]。然而，大致就在移交之后安全形势有所改善的前后，旅游者汹涌而来，增长到了2001年的1000多万人次。重要服务部门的扩张，还伴随着负GDP增长率猛增到了2002年的9.5%、2003年的15.6%，以及2004年的超过20%。推动这轮增长的不仅是旅游业，还有不断增加的公共工程支出，以及与赌博经济自由化相关联的投资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