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过，从最早的时候起，澳门商业资产阶级的崛起就是建立在买办资本的基础之上。香港成了一块磁铁，吸引着一波接一波连续不断的外逃资本。而且，当香港取代后革命时期的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和工业中心的时候，中国的损失就转变成了香港的获得。相反，澳门的商业集团却凭借他们的浮华和幻想而显得与众不同。

有人(比如香港的霍英东)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帮助中国渡过了美国贸易禁运的难关而赢得了北京的感激，为自己挣得了“红色资本家”的绰号。可以说，澳门的何氏家族也是如此。许多年来——至少是直到他1993年去世之前——何氏家族的族长，一个经营着银行、酒店、餐馆和运输公司的商业帝国的老板何贤，一直充当着中国在澳门的非正式代表。他来自一个古老的澳门家庭，商业和政治的关系——或者至少是社会关系——重重叠叠，牵连甚广。何贤横跨于葡萄牙人和华人的商业和政治社群之间，在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澳门立法会的副主席，以及(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经历，也反映了同样的利益重叠。像他的父亲何贤一样，在他这里，商业和政治似乎也是密不可分的。尽管何厚铧声称自己是个银行家(是他父亲创立的大丰银行的总经理，以及香港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但他戴着很多顶帽子：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立法会副主席，以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要想对澳门商业集团所扮演的角色作一次明晰通达的讨论，就不能不提到何鸿燊的角色，据估计，他的资产高达20亿美元。尽管何鸿燊对STDM的控制我们已在上文讨论过，但这位大亨的商业兴趣也扩展到了运输、房地产、电子产品、酒店、航空货运和餐馆等领域。何鸿燊的旗舰公司“信德集团”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喷流水翼船舰队，占到了港澳客运交通的70%。尽管何鸿燊在酒店、房地产和开发区上的投资数量很大，但他还是谨慎地使自己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多样化，把投资分散到了日本、菲律宾、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甚至越南和韩国。

毛泽东主席与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交谈(www.daowen.com)

2002年4月，STDM摇身一变，成了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SJM)——何鸿燊新的赌博业旗舰。SJM有7000名雇员，2002年赢得了22.2亿澳门元的利润。但是，根据2001年澳门所颁发的新的赌博业特许状(作为一揽子经济自由化法规的组成部分)，SJM必须与两家新的竞争对手分享娱乐场的特许经营权，保证在酒店和娱乐场基础设施上有巨额的新投资，这是澳门此前从未见过的。何鸿燊一点儿也不羞于自我宣传，他渴望夸大自己在澳门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座城市，正如他曾经写过的那样，从一座赌场管理员们穿着汗衫、趿着拖鞋的“要死不断气的城市”，发展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葡京酒店的灯红酒绿，辉映着南湾湖的大规模填海拓地工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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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提到过STDM与东方基金会之间的关系。乔利夫指出，东方基金会的资产(到1992年12月为止)高达238亿埃斯库多，包括在法国、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的大笔投资。她评论道，当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把东方基金会看得像逃到香港的商行怡和集团一样无足轻重，亦即看作是资本逃离何氏赌博帝国的一个渠道。更广泛的澳门储备问题，也随着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卡瓦科·席尔瓦1994年5月到访北京而被提了出来。尽管葡萄牙可以回答：东方基金会的条例要求总部必须设在里斯本，代表处则以澳门为基地，但毫无疑问，葡萄牙在这个问题上依然采取防御性的姿态。[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