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政府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敦促它启动了一大批计划，主动应对快速的经济扩张和房地产投机。表面上，一个市场驱动环境中的无计划发展，越来越让澳门颇堪自夸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付出了代价。有人认为，澳门要想能够在经济上得以幸存，那么就必须使它的公共服务现代化，这一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在1970年代的重新开放，以及澳门(还有香港)的转口贸易中心的角色的重新恢复，既对资本主义企业家、也对经济计划者提出了新的挑战。[29]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规划问题早在1976年就被李安道总督所预见。在他的监督下，创立了“澳门遗产保护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高斯达总督(1981-1986年在任)提出了立法，以创造城市扩张的新领域，同时启动了一项保护研究，旨在保护尚未沦为开发商铁锤受害者的部分城市遗产。其结果是一份遗产清单，公布了遗产地带，以及至少保护已列入建筑之外墙的官方政策。同样重要的是“澳门文化司署”的创立，作为澳门历史研究的资助者，这家机构在培养公众对澳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意识上创造了奇迹。然而，正如一位研究澳门建筑遗产的学者所言，像香港一样，澳门也未能在1970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收录，从而错失了遗产保护的良机。[30]

澳门街景

然而，与澳门的遗产保护意识相同的，是东方基金会所扮演的角色。这家机构是由马俊贤总督的政务司孟智豪在1988年建立的，他后来成了该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同样，东方基金会最初是用来自何鸿燊的STDM的2.12亿澳门元建立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又追加了1亿澳门元。STDM还捐献了其赌博利润的1.6%。STDM还承担了东方基金会的一个创建者的角色，负责开展与葡萄牙在东方的遗产之连续性相一致的“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和慈善性质”的活动。[31]

面对诸如汽车太多、垃圾处理难题及人口密度过高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发展问题，政府试图寻求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澳门的自然局限，决定了传统工业不可能生存下来。这一点，在1980年代当经济发展加速的时候变得日益明显。增加澳门基础设施的需要，同时也被两个方面的需要所推动：一方面是要增强澳门经济相对于香港的自治，另一方面是要为澳门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方向转变打好基础。

有一些关键性的计划，被认为对于确保澳门生存到新千年来说，对于增强澳门向地区性商业服务中心转型的基础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计划包括一个国际机场、九澳深水港、第二座澳氹大桥、一座焚化炉、一个污水处理中心，以及一套基础卫生体系。所有这些设施都要在移交之前完成。

大三巴牌坊(圣保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文化遗产的标志性建筑物(www.daowen.com)

正如前文所推断的那样，这一宏大幻想的生态和社会成本就是澳门的物理变化。“南湾湖计划”在1994年被一位新闻记者描述为“这一地区建筑上最庸俗的计划之一”，注定要吞噬掉南湾——这片南中国“最令人追忆、最美丽如画的风景”的一大部分[32]。这一计划在1999年基本上完成了，使澳门半岛扩大了20%，增加了1520万平方英尺新的住宅和商业空间。氹仔和路环之间的填海拓地所产生的4.5平方公里的空间，预定成为一个工业园区，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轨连到广东。这些开发不仅让开发商们(既有土生葡人也有华人)大发横财，而且也让澳门政府从土地销售上收获了大笔的税收(1994年是250亿澳门元)。[33]

填海造地后的南湾

1983-1987年间，澳门的GDP按实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8.2%。人均收入每年增长11.7%。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伴随着不断上升的投资水平，可以被归因于在一个有利的世界经济气候中强大的出口驱动以及日趋增长的内需。事实上，澳门的出口收入在1980-1988年间增长了4倍。与此不相上下的是，原材料和消费品进口的强劲增长势头。据估计，澳门1988年的人均GDP为5725美元，比1987年的数字高出40%[34]。在服装和纺织品出口及基于旅游业的服务部门的拉动下，澳门经济在1987-1989年间实现了平均5.9%的增长。

然而，正如1985年的GDP增长下滑到了1.3%所揭示的那样，澳门经济依然与世界经济的健康，特别是与香港——它最大的供应商和第二大市场的好运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度。1994年，澳门的服装出口(95亿澳门元)占到了总出口额的64%，尽管是在一个非常容易受制于《多种纤维协定》的逐步分解(根据《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中的规定)的市场。就在同一年，非纺织品出口的下降与对中国大陆的销售下降几乎是同时的。这表明，澳门本地的经济与广东的经济逐步咬合在了一起。相比之下，对美国和欧盟的非纺织品(尤其是鞋类)出口却显示出了“显著的”成绩。[35]

至少，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相对较低的增长率防止了经济过热，并为新的基础设施的发展留出了时间。1992到1993年间，澳门的GDP按实值计算增长了4%。澳门的出口业绩也比上一年有所改进。本地的经济在建筑和赌博两个行业表现出了强劲活力。1992年，澳门娱乐场的净收入是35亿澳门元左右，比1991年增长了35%。总的说来，澳门的GDP在1982到1995年之间增长了三倍，这让澳门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