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60年代末，澳门的制造业几乎一直局限于烟花和火柴，在1970年代开始出现多样化，有了纺织品、塑料制品及其他企业。澳门一头扎进了现代制造业和贸易中，这一发展是香港作为轻工业和贸易基地取得成功的一个结果。自1960年代初期以来，大量的香港实业家都想到澳门设厂，作为避开外国对服装出口所设置的越来越多的限制的一种方式。澳门成了美国1976年建立的“普惠制”(GSP)的直接受益者，这一制度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产品给予特殊关税的优惠。它因此获得了对那些没有被包括在这一计划中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香港、台湾、新家坡和韩国的优势。[16]

为了符合GSP特殊优惠的条件，澳门还不得不着眼于改善其劳动条件。历史上，组织化劳工在澳门一直受到压制。在整个大萧条期间提供了经济支架的鞭炮工业，乃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这些劳动力大多是女性，不过也包括少年儿童。战后对氹仔岛的鞭炮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一天8个小时是标准规范，但工资却低到了只有每天2.50-10澳门元。童工问题十分严重。相比之下，茶厂的工人一天能挣到10-50澳门元，尽管一天要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15个小时。造船厂的木匠一天8小时只能挣9澳门元。[17]

实际情况是，在整个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澳门的社会环境和劳动条件一直很落后。我们还可以说，澳门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得益于这种对劳工的剥削，尤其是在服装行业。事实上，澳门的第一部劳动法直到1984年5月才开始生效。劳动法规定每周的工作时间最多为6天，确立了年假的最短期限，并宣布童工为非法。澳门劳动法还承认，工人有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权利和自由，承认私营企业工会有罢工的权利。这部法律事实上保护了针对工会的歧视。一个例子是1993年举行罢工的环卫工人的案子。实际上，澳门7000个私营企业工会成员几乎全都属于亲华的劳工联盟。只有少数几个私营企业工会和两个公共部门工会在中国人的控制之外。近些年来，工会并没有努力参与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与推动中国在澳门的政治议程背道而驰。另外，澳门的工会往往有点类似于本地传统的兄弟会，这些兄弟会总是试图促进社会和文化活动，而不大操心与工作场所相关的问题。[18]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是，澳门从前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身份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或者至少是比竞争对手(尤其是香港)更低的劳动成本的基础上。合法和非法的外来移民，使得澳门的劳动力供应能够跟上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迅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费特和克里默在评论这一事实的时候说：作为结果，工资率只略有增长，有时候甚至还倒退了。此外，企业家不愿意在生产设备上投资，这给经济整体带来了损害。[19]

要理解澳门的劳动力问题，不妨跑一下题，转到人口统计学的问题上，或者至少转到澳门人口特征的变化上。澳门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人口的急剧下降，从战时60万人的高峰，甚至是从战前的322000人一路向下。196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门的人口只有169299人。这个数字包括1080名在葡萄牙出生的葡萄牙人，5119名土生葡人，1178名来自其他葡属殖民地的人，597名其他地方出生的葡萄牙人和561名其他外国人。到1968年，人口增长到了大约25万人。此时，正如下一章将会讨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创造了又一波涌入澳门的移民潮[20]。此外，1966-1967年间的事件导致了专业人才的外流，这一趋势大概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遏制。然而，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政策，促进了另一波移民潮，几年的时间里，有成千上万的合法和非法移民涌入澳门。

街市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澳门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在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出现，但澳门制造业自1970年代之后的崛起，还是与克里默所说的“移民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跟社会和文化资本的输入有关，也跟本地机会结构的特殊性有关”[21]。黄绍伦曾把1940年之后的那段时期从中国进入澳门的移民潮描述为难民企业家。在推动因素的驱使下，这群企业家——就绝对数而言很少——也包括了大量海外华人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曾经从国外回到中国，但在最近十年再一次出走。尽管这类人当中大多数人都在战争结束之后被吸引到香港去了，而且确实对推动这块英国殖民地的工业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1959-1963年这段时期，澳门成了一个更受青睐的目的地。[22]

正如克里默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涌入澳门的移民潮不断地形成一个很大的经济活跃分子的蓄水池，而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活力直接注入了私营经济部门。而享有特权的葡萄牙语教育总是通过“殖民地的劳动分工”把他们排挤在公共部门之外。特别是，有3万多名在澳门安家落户的海外华人继续扮演作为投资人、商人、店主和产业工人的特别重要的经济角色。[23](www.daowen.com)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纺织和服装工业成了1960年代下半叶和1970年代澳门制造业的“驱动力”，它们加起来在出口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从1970年的58.2%猛增到了1979年的90%[24]。同一时期，澳门在整个制造业部门和出口上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增长，最大的份额销往了欧洲共同体的市场。然而，纺织和服装工业的崛起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澳门传统产业的衰落，尤其是当澳门被美国市场所拒绝的时候。

在1980年代，澳门再一次不得不适应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纺织业和服装业的扩张受到了市场准入的限制(以配额限制的形式)，此外，还凸显了其对这一经济活动的过度依赖。与此同时，当香港的制造商开始在诸如玩具、电子产品和人造花的生产上失去其“普惠制”优惠的时候，澳门便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投资地。香港资本的注入，使得这些产业在澳门出口总成绩中所占的份额从1977年的1%增长到了1985年的31%，并再一次在美国市场达到了卓越的高度。[25]

尽管澳门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1980年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纺织品和服装继续在制造业中占优势，雇用了总劳动力的64%，占到了澳门出口总量的73%。在1987年底，有740家服装厂和281家纺织厂在澳门建立。非纺织品的出口，包括玩具、电子产品、塑料产品和陶瓷制品占到了1987年出口额的27%。人造花的生产开始于1978年。[26]

澳门出口导向型产业概貌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小型企业(SMI)——被定义为雇用员工不超过200人的公司占支配地位(据1983年的数字，在所有注册的工业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占95%，其产出占工业总产值的60%-70%)。薛凤旋指出，过去30年的时间里，澳门中小型企业的特征是：迅速的增长，对市场变化(包括市场位置)的快速反应，以及相对于香港的普惠制待遇。然而，他认为，澳门的增长是技能程度低、劳动强度轻和技术密集度不高的消费品框架之内的量的增长。他把这归因于澳门作为一个国际次级承包商、在一种贬低并挤压澳门发展的关系中对香港跨国投资的过度依赖。[27]

理所当然，澳门对香港资本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据估计，澳门的劳动力成本比香港要低40%，而土地和工厂租金要低30%。尽管有更便宜的土地和租金所带来的吸引力，但实际上还是劳动力的供应及其成本维持了澳门作为一个对香港的某些工业企业有吸引力的“境外加工”的场所。[28]

尽管澳门传统上是一块吸引中国移民的磁铁，但只是在1988年，为应对劳动力的不足，控制外国工人进入澳门的规章制度才放松了。在这一政策的管理之下，政府允许根据合同从中国输入劳动力，与此同时，也对窝藏非法移民的雇主处以重罚。据估计，在19.5万劳动力(1993)当中，有1.2万名中国工人是在建造澳门机场时雇用的，同时有2500名工人是为了其他工作而输入的。通常，跟澳门的工人比起来，大陆华人劳工的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直到现在，正是中国的劳工——特别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为纺织厂提供了大部分劳力。然而，非技术劳工的迅速输入，被技术工人的不足和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缺乏所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