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作为一个赌博中心和旅游胜地的国际形象(至少，电影和小说总是把这二者相匹配)并不完全是误会。尽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出，但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赌博和旅游占到了澳门GDP的25%，在某些估计中，到2001年增长至40%，成了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60%-70%之间)，也为五花八门的基金会和殖民地的主要雇主带来了收入。

在战后的早期阶段，“博彩”专营执照的持有者是傅德荫。此人在澳门的工程项目上投入了大约1000万澳门元，1949年试图再一次续订他与政府所签的合同。除了他的赌博企业(在新中央大酒店占了三层)之外，傅德荫还在南湾拥有公寓楼，在内港拥有码头，4艘定期来往于珠江三角洲各港口的商船，以及另一艘往返港澳的轮船。[10]

赌博业的重大变化是1962年实现的。当时，何鸿燊和他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STDM)以最初的5年经营期为基础，接管了赌博业的特许经营权，并在第二年着手爱都酒店之外的经营，从停泊在内港的一艘平底帆船开始。STDM引入了西式赌博游戏，改变了对参赌者有利的概率，并改造了从香港运送参赌者及其他游客的交通体系，使之现代化了。不消说，旅游和赌博业继续为政府提供了价值不菲的租金和主要的预算支持。在2001年法律被修改之前，STDM拥有对澳门娱乐场的垄断控制权，此外还拥有酒店和旅游中介机构、银行以及一家电视网络。到1990年为止，澳门大约20%的劳动力受雇于STDM。而且截至1999年，STDM一直经营着澳门的10家娱乐场，其中包括里程碑式的葡京酒店(1970年开张营业)。这一地区的另外一些冒险包括1963年开始的赛狗，1972年开始的回力球(不过在1990年关闭了)，1980年开始的赛马，以及一些特许彩票。STDM把娱乐场毛收入的大约30%作为特许经营税支付给澳门政府，1992年占到了直接税总收入的78%。这笔收入在1992年累计达到了破纪录的34亿澳门元。到1993年为止，唯一对何鸿燊的垄断经营构成竞争的，似乎是在香港海上离岸经营的赌博船。[11]

何鸿燊先生

显然，要取得赌博经营的成功，必不可少的是特许权持有人的这样一种能力：既要提供从香港运人的运输基础设施，又要为到达澳门的旅行者提供膳宿。尽管澳门在1980年代就着手改善其酒店的基础设施，但直到1993年10月，才为做生意开设了一个新的渡船终点站。1993年，澳门记录在案的游客人数超过600万，多数是乘坐喷流水翼船从香港来的。不过也包括一种新类型的游客，他们来自中国大陆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1970年代引进的喷流水翼船，取代了从香港到澳门的老式通宵航班。然而，来的这些“游客”当中，对游山玩水十分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由于娱乐场的收入，也使得政府可以允许其他经济活动(比如在服务业和工业部门)的避税港的存在。[12]

澳门赛马会(www.daowen.com)

1998年，当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游客到澳门旅游开始产生影响的时候，STDM所公报的2.31亿美元利润比上一年下降了50%。收入也减少了18%，下降到了20亿美元左右。然而，STDM(根据修订后的特许条款，征收31.8%的税)依然占到了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1998年贡献了6.3亿美元的税款。尽管特许经营权对其持有者来说依然是有利可图的，但压力正从澳门的内部浮现出来。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更加多样化了，而且还因为赌博业的内部也有了更多的竞争。尤其是自1997年起，考虑到透明度的重要性，法律要求STDM披露它的利润。[13]

如此暴利的一代，也导致了澳门的腐败问题。1989年，埃德蒙兹指出，不仅三合会依然活跃在这块殖民地上，而且还由STDM支付工资，即便STDM的经理们并不是三合会成员。赌博业、卖淫业和放高利贷，长期以来就一直被看作是澳门黑社会的常规主题[14]。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黑色经济在1980年代晚期扩展到了贩毒、伪造、洗钱，甚或诱拐。尽管黑色经济不可能量化，但想必相当可观，尤其是当跨境诈骗于1990年代在指数上有所增长的时候，这是中国南方自身经济繁荣的结果。

澳门即景

要证明这一自明之理，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澳门街头暴力犯罪的激增。从1996年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汽车爆炸、枪击(包括刺杀那些起诉娱乐场相关犯罪的政府官员)，澳门法律和秩序环境的明显崩溃，逐步侵蚀了旅游业。尽管关于暴力的政治后果将在下一章中讨论，但在这里，我们不妨指出，正像旅游业遭受重创一样，澳门的三合会也为了控制赚钱的战利品(娱乐场贵宾室)而展开了殊死的竞争，并让人联想到，何鸿燊的权威正受到那些越来越冷酷无情的暴发户们的挑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