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出来的澳门，基础服务彻底崩溃，养活极大膨胀了的人口负担沉重。而且，处在政治上不确定的境况当中，它再一次不得不依靠自己收拾残局，并寻找创造性的办法，以解决提高公共收入的难题。像1950年之前的香港一样，澳门的经济也是建立在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转口贸易的基础上。但在香港，政府在诸如教育、基础设施、住宅、银行和促进出口等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干预性则远远大得多。相比之下，在澳门，最初的工业化阶段——至少是直到1970年代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企业家在一个放任主义的环境里所作出的个人努力的基础之上。

毋庸置疑，战争结束时压倒一切的难题是：确保食品——尤其是大米的供应。在战后早期的那些年里，大米及其供应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1946年8月，澳门当局不得不抗议英国禁止所有在香港卸船、准备转运澳门的商品出口，其中也包括食品。葡萄牙人觉得，这一政策是不可理解的，尤其是考虑到在战争期间澳门对来自英国殖民地的难民那样慷慨大方[3]。在这样的形势下，澳门更紧密地依赖广东，指望它能够向自己供应大米。因此，1948年1月，广东省主席宋子文与葡萄牙当局达成了协议，向澳门供应它所需要的大米。作为交换，葡萄牙人保证打击走私，并禁止大米的再出口[4]。然而，到1949年，澳门担心，共产党人在西江地区的不正规活动会夺取生产地区。不像香港——它已经有了由缅甸供应的国际大米配额——澳门没有大米供应的这种国际保证。[5]

开往广州的班轮(约1950年)

战后的早期阶段，澳门还成了一个主要的黄金转运中心，使得这宗生意成了经济的主要支撑。这宗生意部分是合法的，部分是非法的。无论如何，葡萄牙并不是1946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约方。该协定禁止出口黄金供私人使用。澳门的黄金走私被“五福堂”所垄断和操纵，接下来是赌博垄断集团泰兴公司的一家分号。安排这一垄断的关键中间人，是一位土生葡人名流、资本家罗保。[6](www.daowen.com)

1947年，许可进口到澳门的黄金，总量是10万盎司。白金是5万盎司。1948年的上半年，这个数字有望翻倍[7]。1948年初，中国的中央银行向澳门总督抱怨，中国出口到澳门的黄金有重大渗漏。正如柯维纳总督(1947-1951年在任)所答复的那样，尽管澳门试图最终停止黄金进口，但考虑到澳门所面临的预算困难，以及政府对来自这些黄金转口贸易的许可费、手续费等收费的依赖，它将要花一定的时间，寻找另外的收入来源[8]。1949年至1966年之间，输入到澳门的黄金数量增长到了一年1600万-2000万盎司之间。黄金到澳门之后，便被熔化成金条，然后再出口。尽管没有保留黄金再出口的统计数据，但很显然，印度是主要的目的地[9]。事实上，尽管黄金贸易在香港依然是非法的，但澳门并没有特殊的动机去压制黄金生意。只是到了1974年，随着黄金交易在香港的合法化，黄金走私才走向终结。

澳门即景(东方斜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