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情报部门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幅图景，把澳门想象成一座围城，流干了其经济活力的血，挤满了难民，社会服务几近崩溃，饥饿的幽灵萦绕在澳门居民的心头，挥之不去。尽管在香港，医生们也曾目睹过饿毙者的尸体，但在澳门，据报告，乞丐和街头流浪汉的尸体实际上被人吃掉了。公共卫生系统也随着疟疾在某些地区的流行而进一步恶化。

正如1940年的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这是战争开始之后所搞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澳门的人口总数是321629。这个数字当中，4273人是葡萄牙人，加上765人被列为“其他”，余下的当然都是华人。与1930年代的人口统计学格局相反，陆地人口与海上人口之比在相当可观的程度上转向了定居人口。因此，294233人被列为陆地居民，相比之下，海上居民只有27396人。对于这一转变，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大量的船民已经离开澳门，去了其他市场；其次，一定数量的船民定居化了，以回应贫民窟的清理和新住宅的建设；再次，澳门陆地人口因为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难民而迅速膨胀[26]。然而，当战争不断向前发展、难民的到来进一步增加的时候，澳门在人口统计上被彻底改变了。这块小小半岛上的人口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大约60万人，把社会服务系统彻底淹没在了此前从未有过的——事实上，打那之后再也没经历过——过渡拥挤和高人口密度的境况中。

平民百姓被价格上涨和生计匮乏的铁钳给牢牢地卡住了，大米卖到了每斤一块银元，油卖到了每斤4.50美元。肉类已经超出了所有人(除了上层社会)的购买力。对水电消费的限制使得日常生活的问题雪上加霜。澳门的命根子——声名狼藉的夜总会也门庭冷落车马稀。电影院因为缺少顾客大多都关门大吉了。赌场和烟馆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就连福隆新街的妓院也关上了大门。少数在午夜之后冒险外出的行人甚至只敢走大路，偏僻小巷里经常有抢劫的传闻。由于游击队在西江地区打仗，澳门与它的自然腹地“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之间的交通处于停顿状态。[27]

然而，面对糟糕的境况，澳门比香港做得更好一些，后者到1943年中期在情报报告中被描述为一座绝对的死城：街道荒芜，商店关闭，居民忍受着脚气的痛苦。比方说，1944年4月，戴思乐总督(1940-1947年在任)与相关的交战国谈判，允许对轮船“葡萄牙”号开放通道，让它从事至印度支那的航运服务。一趟试运行给澳门带回了煤和豆子。同月，澳门至广州的班轮恢复了。1944年9月，席尔瓦·科斯塔(澳门总督的秘书)在一次访问期间与广州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协商，获得了许可：进口15万担大米到澳门，以渡过这场危机。[28]

在这样的景况下，某些商业集团生意兴隆。尤其是那些跟日本在广东的军事占领者做生意的商行。一个在战争期间保住了其财富的商人，就是日后的商业大亨何鸿燊。正如这位买办阶级的富家子弟在1995年对一位香港记者所说的那样：“我管理着一套实物交易体系，帮助澳门政府用机器与装备跟日本人交换大米、食糖、大豆……那时候我是一个准政府官员；我是一个中间人。”[29]何鸿燊20岁的时候赶在日本入侵香港之前来到澳门，1944年4月，通过获得汽艇“路环”号从而打造了他早期的战时商业的成功。

战争难民(www.daowen.com)

另一位也被归为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中间人”角色的澳门名人，是战后澳门未来的商人、出生于帝汶岛的罗保。据文德泉说，作为戴思乐总督的重要“合作者”，罗保是战时澳门真正的救星。他被赋予“东方心理学”和“基辛格那样的技巧”，无数次为了澳门的利益与日本人进行调停，包括一次危险却成功前往中国，以说服一位本地的日本司令官停止炮轰湾仔岛；这样的炮轰几乎让澳门人感到恐怖。这个故事有可能是杜撰的，因为这次停止炮击是用大量葡萄牙人的葡萄酒换来的。[30]

随着对广州和香港的空袭在1944年9、10月间达到了剧烈的强度，在三个礼拜的时间里估计有8万难民到达澳门，使得社会服务——尤其是住房陷入了极度的紧张[31]。没有一个人遭到明显的阻拦。他们当中有数百个来自香港的华人家庭。尽管香港的葡萄牙侨民受到日本人多少有点不友好的对待，并不得不依靠葡萄牙驻香港领事馆以及葡萄牙侨民协会和葡国人俱乐部的支持，但到1943年中期，随着红十字会的救助在香港彻底垮掉，并且，这些从前的“中立者”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动辄被逮捕并受到持续的监视，起程前往澳门便成了唯一安全的选项[32]。尽管有些人选择留在香港，但还是有大约1000名葡萄牙公民在1943年6月回到了澳门。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总督把殖民地的全部赌博收入都拿来救助难民，总额高达200万澳门元。[33]

虽然紧迫的社会环境是澳门的大势，但在很大程度上，公民社会依然在继续发展。很多指标都反映了这一点。在战争的阴影中，“独立”媒体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顽固的措施，并独立于这个被围困的殖民社会中的某些部分。尽管所有的报纸都受制于一个时刻提防不要冒犯日本的政府审查，受制于严守中立的编辑倾向，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它还是提供了远东唯一的媒体典范。正如英国情报部门在写到《澳门论坛》(一份英文周报)时所说的那样，它“与其说是中立的，不如说是亲盟国的”[34]。对于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潮涨潮落，《澳门论坛》的读者也将获得公正的洞察。例如，1944年4月2日，该报报道了丘吉尔的演说“我们最伟大的行动如今正在接近的时刻”中的主要观点，乃至对尼米兹向帕劳群岛推进的报道。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和路透社都被用作消息来源。葡文午报《澳门之声》(A Voz de Macau)被描述为“严格中立”。

在澳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然是——而且一直是华文报纸。战时澳门最畅销的《华侨报》被描述为“中立的、有影响的报纸……不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另一些中立报纸包括《新声报》、《商报》、《新声日报》、《体育报》和《市民日报》。尽管表面上是中立的，但《新声报》、《新声日报》和《体育报》(全都是《华侨报》的子报)依然被认为实际上是亲盟国的。发行量位居第二的《大众报》被描述为实际上是亲重庆的，尽管经常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人只能依靠《西南日报》来发布他们的信息[35]。1944年1月，有一份报纸添加到了这份清单中，这就是萨拉查所控制的政党“国民同盟”的机关报《同盟报》(Uniao)。

另外，澳门没有新闻采编机构，也没有任何消息是从里斯本转载来的，除了政府通告之外。消息来源都是源自于无线电报道，是通过私人拥有的收音机听来的。审查机构发挥效率的一个例子是刚刚出版4个多月的《澳门之声》的关闭，因为它发表了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建议：“流放”日本天皇(推测起来应该是在解放之后)。[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