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知识 萨拉查的新秩序与左翼:揭示澳门史

萨拉查的新秩序与左翼:揭示澳门史

时间:2023-12-0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夺取了权力的军官们解散了国会,宣布政治党派为非法,对媒体进行审查,并严格控制工会。1930年,作为殖民部长的萨拉查开始加强中央政府对各殖民地的控制。1932年,作为首相的萨拉查增强了政治警察的权力以及专制的统治。与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背道而驰,萨拉查的“新国家”也利用了目不识丁的农民大众的天主教信仰。在萨拉查的幻想里,有钱有权者与穷人的共存依然是不言自明的。广州警方强烈要求澳门警方把这两个人监禁起来。

萨拉查的新秩序与左翼:揭示澳门史

政治上讲,葡萄牙的革命进程,随着君主制的废除和共和国的建立,在1910年达到了高潮,但接下来的15年更不稳定。尽管共和国创立者的意图或许是自由和民主,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战胜他们继承来的经济和财政难题,其中还混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债务。在这场大战中,葡萄牙于1916年加入协约国一方。1918年之后,不知不觉地滑向混乱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加上走马灯似的政府和内阁轮流坐庄、劳工骚动和政治谋杀。情况由于1926年的政变而发生了变化。夺取了权力的军官们解散了国会,宣布政治党派为非法,对媒体进行审查,并严格控制工会。科英布拉大学前经济学教授、新任财政部长安东尼奥·萨拉查,很快就开始在政府内部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1930年,作为殖民部长的萨拉查开始加强中央政府对各殖民地的控制。1932年,作为首相的萨拉查增强了政治警察的权力以及专制的统治。

萨拉查

把萨拉查的权力基础跟他的殖民政策放在一起看是恰当的。尼尔·布鲁斯曾把这一基础概括为:首先,是来自军队、前保守派、天主教徒、上层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特权和生活水平在共和国治下正逐步下降;其次,是资本家和银行利益集团;第三是葡萄牙天主教会;第四是右翼知识分子。萨拉查与其说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不如说是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式的独裁主义者,他把家庭看作是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单位。与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背道而驰,萨拉查的“新国家”也利用了目不识丁的农民大众的天主教信仰。然而,这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萨拉查的幻想里,有钱有权者与穷人的共存依然是不言自明的。[51]

这样一些措施在各殖民地激起了回声,澳门也包括在内。例如,1937年1月29日,殖民部指示澳门创立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即监视那些可能会挑战新秩序基础(“国家重建”计划)的媒体评论。因此,澳门所建立的审查机构负责截取所有带有政治或阶级性质的出版物。实际上,审查机构的新规则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语境中被解释的,并且,为了各种意图和目的而窒息了人们的政治生活[52]。各殖民地唯一获得许可的政党——信奉萨拉查主义的国民同盟在澳门占有相当大的代表比例,而且一直维持到了战后那些年。

推销右翼意识形态的另一方,维持着对左翼的监督。1924年,里斯本警告澳门总督,要警惕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在里斯本和巴塞罗那,而且还有在远东:“发起国际革命将取决于中国革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那些经由中国与俄国保持交流的布尔什维克秘密组织的存在,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被认为极其危险。就连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安哥拉也被认为是容易受影响的[53]。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上一年,苏联驻中国外交使团的头目越飞居然提议,希望把澳门用作那些劳累不堪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休养地。[54]

1927年,港英当局成了一份报告的利益相关者。这份报告说,澳门有一个共产党人的活动中心,也就是王冠酒店。有人相信,这个中心跟印度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有着重要的联系。这份未必可靠的报告说,某些葡萄牙官员拿了苏联共产党的钱,对外国煽动者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澳门不仅被认为给外国阴谋者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而且还以它便利的交通通信而著称。比方说,它的港口武器的转运提供了方便,它的电报服务被用来与苏联通信,它的地理位置是广州、印度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情报联系的中心[55]。就在同一年,“反对第三国际的国际协定”的葡萄牙籍秘书寄给澳门总督一份申请状,要求提供居住在澳门的所有外国人的详细资料(姓名和国籍)。总督答应了这一请求。[56](www.daowen.com)

20世纪初的澳门大三巴牌坊

也是在1927年,澳门当局变得很关注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总罢工的威胁。葡萄牙驻香港大使奉命请求香港总督在出现麻烦的时候提供协助。尽管香港试图减轻葡萄牙人的担心,并指出,中国南方的局势已经有所改观,但与此同时,香港还是同意提供帮助,“不过,只能是在局面真正恶化的时候。”[57]

在澳门的西方人

无论如何,在镇压所谓的颠覆分子上,澳门当局并不需要别人辅导。1927年提到的这样一个人物是陈朝曦,他被认为是个“危及公共安全的”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58]。两年后,葡萄牙秘密警察又揭露了澳门两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方云生和陈方凯。这两个人都受雇于清平街的一家印刷公司。在这样的前提下,发现了大量已经印刷好的敌视中国政府的文件,连同其他一些亲共的、煽动性的材料。广州警方强烈要求澳门警方把这两个人监禁起来。[59]

然而,尽管政府对红色威胁有一种偏执狂,但敌人总是离家更近。1930年12月底,三天的时间里,以大炮台为基地的卫戍部队欧洲炮兵连造反了。尽管造反的理由并不清楚,但当局还是严肃地处理了这次事件。在被认为是“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反叛的士兵被监禁了起来,等待遣送回葡萄牙。与此同时,葡萄牙当局搞了一次部队调防,以来自莫桑比克的第52土著炮兵连取代了有叛乱嫌疑的炮兵连。[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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