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澳门——不像香港不是1925-1926年间反英、反帝总罢工的直接目标(在这场运动的高潮时期，大约有25万香港罢工者和他们的家人撤回了珠江三角洲)，不过，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它“跟遭受灭顶之灾的香港和遭到清算的华南英国利益集团挨得非常近”。对于这场罢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澳门并不能独善其身，而且也不可能不受其更广泛的政治后果的影响。煽动这场罢工的是在广州发号施令的国共联合阵线，至少，在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发动反共“白色恐怖”之前是这样。[47]

1927年2月12日，葡萄牙当局报告，在这个“中立地区”爆发了一场大示威，举行示威的地点刚好就在关闸的北边。正如葡萄牙当局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伙罢工者打着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声援他们在广州的同志。他们当中有些人全副武装，并设置了路障。有人注意到，尽管澳门向广州当局提出了很客气的抗议，但他们缺乏必要的手段把局面控制住。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总督与葡萄牙驻河内、广州和马尼拉的领事进行了沟通，请求他们征调食品和燃料的应急供应，以防罢工演变为一场危机。[48]1927年12月，广州的共产党人发动英勇的(尽管是不成熟的)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政府机关。正如历史所清楚地记载的那样，而且无疑受到了香港和澳门殖民政权的鼓掌喝彩。这场不成熟的起义促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翼残杀了几乎每一个卷入这一事件的人。正如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1927年12月14日向澳门总督通报这些悲惨事件时所说的那样：

蒋介石

本月11日天刚破晓的时候，希望在中国南方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极端左翼的成员发动了一场相当大胆的突然袭击，控制了整个城市；他们猛烈攻击公共建筑、电话局、银行等，并且造成了损害；范围广泛的劫掠接踵而至。(www.daowen.com)

秩序如今被忠于政府的军队用武力恢复了；城里的生活回到了常态，另外也存在由持续不断的、毫无根据的搜捕所导致的动荡不安，这是政府的密探在追捕那些他们怀疑卷入这场革命运动的人。光天化日之下，搜捕在城里执行，任何受到怀疑的人都可以在大街上就地处决。[49]

在应对这一局势的时候，澳门当局试图把自己的政策与香港的政策协调起来。英国人并不反对这一做法。例如，有一次，澳门总督询问香港总督，他是否该答应李济深将军的要求，为广州方面提供武器和军火。作为回报，李济深保证压制中澳边境和湾仔岛上的“红色”罢工者。他得到的建议是敷衍，借口要听取里斯本的建议。金文泰总督(他承认李济深也跟自己提过这样的建议)指出，首先，李济深必须保证尊重外国的条约权利，并镇压海盗和劫匪。[50]

与此同时，在1927年，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政府发起了一场废除治外法权、重审现有条约的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1928年底，葡萄牙特使毕安祺来到中国，12月19日，在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这份共5项条款的条约从根本上确定了两国之间的最惠贸易国关系。尽管这份条约没有特别提到澳门，但这块殖民地很显然是商业联系赖以接合的支点。批准条约的交换文书于1930年12月31日在南京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