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陈炯明所指出的那样，自1917年以后，孙中山的广州政权(它对组织化劳工和群众运动明显抱同情态度)对于珠江三角洲正对面的组织化劳工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香港工人正承受着盘旋上升的通货膨胀、住房不足以及其他物质匮乏的社会经济后果所带来的痛苦。毫无疑问，在1910年代前半期，港英当局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遏制被富有同情心的广州政权、国民党和孙中山本人所煽动起来的日益高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工意识。与此相关的有1920年的技工罢工，1922年的商人罢工，以及1925-1926年间的总罢工。尽管澳门算不上1920年代劳工罢工的主要舞台，更别说是主战场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资深的海员领袖都是中山县人。[42]

尽管1922年5月的骚乱或许有种族的寓意，受到了广州罢工者的启示，但事件很快就带上阶级的特征，矛头对准了澳门政府，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紧张，也带来了很大的商业损失。与此同时，广州的危机驱使很多居民到澳门来寻求庇护。就此事而言，在当局看来就好像中华总商会实际上充当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迅猛发展起来的“工人协会”的坚强后盾。据一份官方报告称，一些声名狼藉的非法团体都纷纷浮出水面，响应这一事件，它们包括“中国人民反对葡萄牙人协会”和“澳门工人阶级誓言罢工总委员会”。[43]

对澳门总罢工的担心，促使葡萄牙当局十分关注殖民地的防卫。市政厅试图让总督去请求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草拟了一份从政府各部门征募本地新兵的名单，包括来自香港的葡萄牙志愿兵。除了某些宣传所发出的民族主义反葡萄牙的声音之外，一个烦人的新元素如今也以共产主义观念的形式进入了这幅图景。一些内部备忘录显示，澳门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了确保与香港之间紧密的海军交流，不过也注重与其他“生产”地区之间的联系，比如马尼拉和西贡。在这样的偶然性计划中，帝汶岛从未被忽略，而且，让这个偏远的帝国前哨以至少一艘飘扬着葡萄牙国旗的船只提供效劳，一直就是个民族荣誉的问题。[44]

香港远景(www.daowen.com)

然而，直到10月，澳门总督才答复了广东督军，这封信相当于为葡萄牙处理1922年5月骚乱所作的一份无力的辩护。尽管谴责了“暴动者前所未闻的行为”失控，并拒绝赦免罪魁祸首，但总督还是伸出了橄榄枝，对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家人表示同情，并提出要予以援助：“本政府对所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并真诚地为此表示歉意，因为在本政府与劳动阶级的关系中，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一直是它的典型特征。”[45]

尽管广州政权的同情心是放在香港与澳门的工人阶级当中华人同胞的一边，但他们对于中断贸易和军需品供应的宽容是有限度的，这些对于满足北伐的需要来说至关重要。在政治阵线上也需要葡萄牙人的合作。

比方说，1923年，广东督军向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抱怨某些造反者的活动，他们在这块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运作着一个“秘密的、革命的政治中心”。那些被认为利用澳门作为基地的人当中，就有陈炯明政府被推翻之前的一些高官，这些人曾经都是国民党的成员和孙中山的追随者。中国方面寻求葡萄牙人的协助，抓住这些“造反者”，关闭这个中心，并引渡他们。[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