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中华民国的出现，让葡萄牙人看到了推进勘界问题的契机。1914年6月1日，葡萄牙驻北京使馆表示，中国人愿意就这个问题与澳门展开谈判。正如米那总督在答复中所说的那样：“勘界是必要的，勘界是本质性的。”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勘界，就不可能实现对港口的改进，就不可能使容易受到中国挑衅的边境地区规范化，就不可能防止路环岛上的动荡，就不可能对内港和湾仔东岸的问题作出裁决，也不可能把澳门与西江上的海盗横行隔离开来[32]。这个问题一直被埋在那里，但紧张依然在温火闷炖。

海盗出没的珠江口

1920年1月29日，葡萄牙政府收到了澳门总督的一封电报，大意是，安全形势变得更加紧张。据观察，金山与湾仔临近地区的驻军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增强。4艘炮艇和3000名武装人员已经各就各位。在这样的环境下，澳门迫切要求英国人提供援助[33]。正如美国人的一份报告所阐明的那样，澳门与广州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由于前者单方面着手填筑大陆与青洲之间的潮汐平地的行动而恶化了。[34]

在寻求中国中央政府的解释时，英国人被告知，全部责任在广州当局。澳门被署理外交部长描述为“中国边界上的一个瘟疫区，靠鸦片走私和赌博为生，与香港比起来相形见绌”。英国驻沙面租界总领事詹美生在1920年1月28日解释道：“形势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变得极为复杂：南方政府对都督所能够行使的控制权，即使有的话也很小，都督控制着军队，顽固而无知，根本不把国际法和义务放在眼里。”正如外交部在答复詹美生的电报中所言：

我们认为，达成一项妥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考虑到我们的条约义务，我们不能对一位不负责任的军事指挥官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侵犯我盟国领土的行为保持无动于衷。[35]

然而在公开场合，英国人拒绝承诺介入对葡萄牙人的支持，并敦促正在访问的澳门港务局长采取更为灵活的外交途径。当本地媒体给这场摩擦拼命加油的时候，葡萄牙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抵抗中国人的哄诱越来越信心不足。然而，当中国从广州派出了两艘“军舰”驶向澳门的时候，英国人也于1月24日派出了皇家海军舰艇“雷鸟”号，在海军上将达夫的指挥下驶往澳门海域，“密切注意情势”。葡萄牙总督对这一行动“满怀感激地表示谢意”。与此同时，詹美生领事试图劝说双方回到谈判桌旁。[36]

3个月之后，有人注意到，由于中国军队从澳门周边地区调防到尚在争议中的云贵地区去了，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留下的1500名中国步兵驻扎在半岛北边的小山上。英国观察者觉得，他们根本不是数百名葡萄牙步兵和“一支看上去很厉害的莫桑比克黑人部队”的对手。回顾他在4月30日对澳门所做的那次正式访问，香港总督写道：“我想，这是一个一方无理而另一方顽固的问题，而且，说到这件事的价值，那是一点儿也没有。”就澳门而言，总督想利用英国人访问的机会给中国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两个强国之间关系很铁。[37]

澳门南湾(www.daowen.com)

这一局面事实上的再次出现发生在次年。1921年9月16日，一艘中国的鱼雷艇进入澳门港，以试探主权问题，结果卷入了一场冲突和一次开火事件。随着更多中国炮艇的到来，以及3000人的军队在金山的集结，赌注进一步加码。葡萄牙人请求英国的援助，希望英国人从中调停。尽管英国人态度强硬，声称他们绝不会为澳门与中国开战，但他们还是派出了炮艇“鸟蛛”号前往澳门，与全副武装的中国船只正面相对。直到9月24日，中国的炮艇才奉广州之命撤走了。正如当时的一位英国军官所记录的那样：“整个局面明显是澳门港口边界问题的一次重现。葡萄牙人声称自己有权控制澳门与湾仔之间的整个水域，并维护其秩序，而中国人则声称，湾仔岛邻近水域都是中国的。”[38]

“1921年危机”的一个结果是，葡萄牙外长花了6个月的时间与广州当局谈判，为的是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勘界问题将在此次会议上提交讨论)，澳门的官员被要求加班加点，就葡萄牙的主张提交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包括海港的地图、中文文本、港口规章、历史专著、档案和密件，连同1887年条约的一份副本。[39]

然而，1922年1月，一个新发生的事件把澳门搁在了一个被英国观察者称为最“不稳定的”位置上。此事发生在葡萄牙人与广东都督陈炯明谈判的4个月之后，导致了双方之间的一份“协定”，而且，双方一致同意，组成一个由两名葡萄牙人和两名中国人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调查9月16日的事件。与此同时，另一个委员会就研究内港的地位问题达成了一致。菲律宾群岛的总督伍德将军同意扮演仲裁人的角色。这一危险事件发生在1月25日，事关有争议的湾仔岛，当时，一伙中国人在这座小岛上升起了中国国旗。陈炯明宣布该岛是中国领土，对葡萄牙人的抗议表示反感，并宣布谈判破裂。香港大罢工的爆发(后面将要讨论)，以及陈炯明离开广州，使得事情变得进一步复杂。只是在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之后，前者才在港口问题上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同意维持现状。[40]

同年5月，中葡关系再一次走向破裂的边缘。这一次，本地华人的愤怒，在葡萄牙士兵的过火行为之后达到了最高点。当时(5月28日)，一个黑人士兵强暴一名华人妇女，一群人出面干涉，葡萄牙士兵朝人群开火。在这一破坏性很大的事件当中(它导致了澳门的街头暴乱)，总督没把广州媒体的猛烈批评放在眼里，并以下面这篇公告来回答中国人的要求：

本政府严肃确认，并且是面对司法程序做出如下确认：在这样一场为时多个小时、威胁要颠覆澳门公共秩序的严重骚乱中，没有一个受伤者——哪怕是最轻微的伤——是用随身武器致伤的，也没有一个人被子弹所伤。

正如一份记录这一事件的英国备忘录所写的那样，这样的沉着冷静，只有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才变得可以解释：当时广州并不存在民事政府，而且广东人过分关注本地事件，以致对澳门的事不是十分上心。[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