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关于澳门的葡萄牙语著作承认了这块殖民地利用其对中国的领土中立，从而扮演了知识分子和政治激进分子的避难所的角色[2]。葡萄牙的稳定，对公民自由的捍卫，包括对政治难民的尊重，乃至坚实的理性基础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使得这块葡萄牙殖民地成为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尽管对于何种行为能够在政治上得到宽容有着清楚的限制。在这个革命的时代，除了中华民国未来的总统孙中山及其共和主义支持者之外，澳门还收留过共产国际的秘密成员。大清王朝崩溃所导致的社会混乱，以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也产生了大批的难民，成千上万的人洪水般地涌进澳门。

1892年，孙中山揣着香港西医书院的博士学位证书，说服镜湖医院(由澳门华人在1871年建立)的董事们，允许他在这里执业行医。布拉加解释了这位年轻的医生如何在澳门的草堆街着手开设一家小诊所或称药房(中西药局)。尽管从医学的观点看并不怎么成功，但孙中山还是成功地在澳门年轻人当中聚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追随者，努力培养推翻满清统治的意识。他们的活动在组成一个被称作“兴中会”的团体的过程中具体化了。清朝当局风闻了孙中山的活动，便向葡萄牙人施压，要他们交出这位自封的改革家。尽管孙中山由于没有葡萄牙的执照而不得不离开镜湖医院的岗位，但他的政治工作却在继续展开。当清政府悬赏5万美元买他的项上人头的时候，孙中山的支持者们便为他们的领袖寻求——并且得到了警察的保护，虽说孙中山也不得不停止在这个从前的中立地区搞政治活动。[3]

澳门南湾

尽管我们在第3章中把澳门公民社会的崛起跟印刷资本主义(尤其是葡文媒体)的崛起联系在了一起，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华语媒体在这一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一个华人居民占绝对优势的殖民地。在澳门，我们还可以把华文媒体的崛起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紧密联系起来。这一发展，源自于孙中山与一位名叫飞南第(生于1863年)的欧亚混血贵族子弟之间的友谊。此人会说中国方言、英语和葡萄牙语。飞南第利用自己的家族与慈幼印书馆之间的关系，在1893年7月创办了一份周报：《镜海丛报》(EcoMacaense)。孙中山在这份报纸的华文版上发表了他最早为人所知的政治作品。这份报纸不仅恶毒地进行了排满宣传，而且还在海外华人当中、在葡萄牙和帝汶岛广为流传。[4]

19世纪末出现的另外几份报纸则为维新和立宪辩护。其中最重要的是《知新报》，是由保守派改革家康有为创办的，不过是由他的兄弟和其他合作者管理。这份报纸由水坑尾街的一家事务所出版，时间从1897年1月21日到1901年1月。正如一位研究澳门华文媒体的葡萄牙学者所写的那样，《知新报》成了南方维新派的一个重要宣传论坛。这份报纸的继任者是一位名叫何穗田的富商创办的《濠镜报》。除了跟当时的革命潮流同调合拍之外，何穗田还直接支持孙中山[5]。这份报纸——或者说是另一份由康有为的追随者梁启超出版的葡萄牙文版，称作O Reformador da China(中国改革家)——在澳门设立了“保皇会”的分支机构。[6]

孙中山与澳门的关系也是带有情感色彩的。孙中山的出生地是中山县翠亨村，距离澳门30公里，至今依然是一个深受旅游者欢迎的目的地。据格德斯说，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在板障堂街的一家鞋店工作。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无疑听说过太平军造反的故事，他的一位叔叔显然参与了这场造反。1878年5月，12岁的孙中山第一次探访国际化都市澳门。在这里，他无疑受到了那些试图反清复明的秘密社团的活动的影响，同样也受到了康有为的知识观念的影响。[7]

孙中山

在以后的岁月里，孙中山还在去中山的途中多次重游澳门。在一次这样的探访中，孙中山被牵扯进了所谓的反清“四大寇”，尤其是杨鹤龄，孙中山就住在他位于水坑尾巷的寓所中[8]。然而，孙中山在澳门的活动，其高潮是那场夺取广州政权的流产努力。这次行动被称作“1895年广州起义”，孙中山预期有2000名“同党”支持。英国的材料相信，这些人是乘坐驶往珠江的轮船“波丸”号去澳门跟孙中山会合。据英国人的档案：

所有跟这次流产的革命有关的人，都是那些成天跟欧洲人厮混并习染了奢谈变革和进步嗜好的人，而另外一些进步华人，他们要么是出于从前的经历，要么是由于跟上述人士的交往，都害怕自己受到牵连，纷纷逃到香港……或新加坡去了。[9]

尽管他的有些同事被抓起来了，并且被处死，但孙中山又一次在澳门找到了避难所。葡萄牙人再一次拒绝把孙中山交给清朝当局，而这位造反领袖则打算逃之夭夭。在这次行动中，孙中山得到了他的朋友、出版家飞南第的帮助，他把孙中山藏在自己位于下环正街的寓所里。1895年9月22日，孙中山溜出了澳门，在几位英国朋友的协助下，乘坐日本轮船溜之乎也。然而，孙中山与澳门的联系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这位未来的中国革命领袖都曾在回中国老家联络革命运动的途中经过澳门。[10](www.daowen.com)

国父纪念馆

孙中山旅居澳门所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19世纪末“洪门会”的创立。该会打着体育协会的幌子，因而被澳门当局认为是无害的。连同孙中山在海外华人当中建立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一起，澳门洪门会也大力支持推翻满清政府的运动。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讨论的那样，直到1946年12月，由于担心广州地方当局会操纵该组织，才下令将洪门会解散，其成员也被赶出了澳门。[11]

此外，1895年的起义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广东巡抚遵照北京的指示，堵住了改革之路。这引发了像康有为这样的亲君主制维新派和孙中山的排满民族主义共和派之间的大分裂。在澳门，维新派在1901年10月坚持出版了最后一期葡文版《知新报》，便宣告它的终结。[12]

孙中山

随着维新派的衰微，激进的路线便占了上风，虽说是处在地下状态。在华政厅——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有点类似于特务机关，负责审查书刊、剧院和颠覆活动的眼皮底下，亲孙中山的阵营通过秘密社团、商会、工会和俱乐部(全都是合法注册的组织)搞地下活动。到1905年，革命潮流的影响力特别强大，同时出现了针对美国商品的联合抵制。这年9月，同盟会在南湾街41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13]。很清楚，尽管葡萄牙人从未正式宽恕把澳门用作反清颠覆基地的行为，但他们也没有走极端——像港英当局那样揭发反清革命者。

孙中山多方面努力颠覆满清政府的故事——范围从他在日本、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的海外华人当中的活动，到他支持从越南发起武装行动——不应该让我们在这里止步不前。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葡萄牙当局被置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即：一方面，他们需要跟清朝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广州的现状，如何把这两者协调起来便成了难题。由于广东的临近地区因地方当权者的家人纷纷逃到广州城所制造的混乱而骤起波澜，澳门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一系列事件当中。1911年5月，不同的清朝当局都警告澳门不要支持革命党人，甚至要停掉从澳门到广州的日夜班轮。在1911年5月24日的一封信中，两广总督警告澳门总督，如果澳门为叛乱分子提供通道或庇护的话，将会危及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友好关系。葡萄牙的官方通信记录显示，澳门总督基本上答应了这一要求，并指示警察总长监视革命党嫌疑分子。很明显，葡萄牙人并不希望损害当时依然在进行中的与北京之间的勘界谈判。这不是什么秘密协定，而是香港的报纸公开报道的。同样是这些报纸，还报道了两广总督派密探渗透到香港和澳门，以确保这些监视措施能够继续下去。11月中旬，葡萄牙派出了炮艇“澳门”号，驶往广州的国际殖民地沙面岛，以维持秩序。[14]

尽管澳门民众，像他们的香港和海外同胞一样，也庆祝清朝的垮台，但澳门并没有出现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像1911年晚些时候在香港所发生的那样[15]。葡萄牙人也没有被难以控制的民众所激怒，以至于像香港那样，采取严厉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来维持秩序。

从知性的角度看，1911年的中国革命也回报了澳门。达席尔瓦曾写道，中国的新秩序刺激了澳门新闻出版业的繁荣。政治观念，还有当时的混乱事件，都在报纸上得到广泛的讨论，像《澳门通报》(1913年创刊)、《澳门时报》(1916)、《澳门日报》(1917)、《濠江晚报》(1920)、《平民报》以及《民生报》(1924)。在1930年代，《朝阳日报》、《大众报》(至今依然在出版)和《新声报》，“充当了在澳门及邻近地区的华人中间鼓动爱国情绪的工具”[16]。

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