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葡萄牙王室家族被逐出里斯本，君主政体随着末代国王曼努埃尔二世的被放逐而寿终正寝。在葡萄牙，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悲痛。尽管有顽固的君主主义者的支持，但在最后的时刻，军队撤回了至关重要的支持。结果，共和国乘着公众狂热的波浪，姗姗而来，即使在16年之后，当萨拉查领导下的“新国家”在军人的引领下出现的时候，它的政策随之而破产了。本质上，尽管共和国有反教权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还是与公众渴望改变的情绪一拍即合。

1889年的澳门地图

不消说，君主政体垮台的消息在澳门制造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正如一位英国分析者在解析这一系列事件时所说的那样，在澳门，人们的忠诚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一方面是亲君主制分子(通常是“富裕阶级”)，另一方面是共和主义者(支持者当中包括军人，尤其是那些有望获得更高薪水的海员)。但是，尽管澳门总督马葵士(1909-1910年在任)遵照来自里斯本的电报指示，匆忙宣布澳门支持共和政体，可葡萄牙驻香港领事馆以及海港里的一艘战舰上都继续飘扬着王国政府的国旗。此外，在接到来自里斯本的指示之后，总督不得不驱逐了耶稣会士和圣方济各会修士。除了主教之外(他获得了豁免)，大多数神职人员都离开了殖民地。1910年11月25日，不顾指挥官的反对，士兵和水手们联合起来，向总督的官邸进发。有人劝阻他们不要全体进入官邸，于是他们推举了一个代表团，要求总督严格执行里斯本的命令，驱逐主教，改变汇率。当难以驾驭的人群蜂拥着闯入总督府的时候，只是在马葵士夫人的规劝下，他们才悻然离去。总督明显是在强迫之下，才答应了代表团的要求，包括地方上要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保护的要求，尽管后来搞清楚了，里斯本不可能作出这样的保证。马葵士递交了辞呈，起程前往香港，他的职位由首席大法官韦杜博士暂代。尽管考虑到武装部队当中令人担忧的纪律崩溃，英国人有理由担心其侨民的安全，但首先浮现在他们心头的，多半还是这样一种威胁：中国会让澳门天翻地覆。部分华文媒体——无疑充斥了它们自己的共和主义以及地方沙文主义——对君主政体倾覆的消息表示欢迎，号召强行驱逐葡萄牙人。在他们这一方，清朝——正处在帝国的末日——在与澳门交界的边境地区动员了额外的军队，并从附近地区调来了几艘军舰。英国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无疑被澳门政府的行为给激怒了，因为它把赌博合法化，并允许利用澳门作为渠道输入武器到中国。[1](www.daowen.com)

无论如何，清朝的官文注定是短命的，一个中国自己的共和时代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