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尽管很难说是政府垄断，但它依然存在于一个政府管制的环境中。正如吸毒和赌博一样，卖淫也是一项跟地下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活动，被澳门的三合会所控制。正如在中国由来已久的“琵琶仔”传统一样，一个由歌女、舞女和妓女所组成的阶层也在澳门重现，尤其是当华人社群规模壮大、繁荣兴旺的时候。然而自1851年之后，政府试图管制“mundo florido”(葡萄牙语：烟花世界)的努力，有效地导致了这一行业被限制在贫民区。一个妓女阶层从仁慈堂所照料的孤儿当中浮现了出来。在社会阶层的梯级上，“妹仔”所占据的位置甚至更低，这符合传统中国社会中关于妇女价值的那些至今依然盛行的观点。这种家庭契约劳工的形式，逐渐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奴役和卖淫。最后，自由主义在葡萄牙的兴起，要求净化妹仔的身份，但直到1937年，当局才下决心终结澳门的妹仔陋习。[50]

歌女

1905年，殖民地当局试图通过制定法规来管制卖淫的某些方面。除了其他的规定之外，这些法规还规定了“默许妓院”(casas tolerados)的具体位置。默许位置的清单颇有意思，包括：福隆新街、白眼塘横街、下环正街、山水园围、水手西街、通商新街、河边新街、渡船街、柴船尾街、木桥街、永福巷、新市巷、福宁巷、鸭涌巷、清平巷、道德巷、小贩巷、烂鬼楼巷、担杆巷、水手斜巷、玫瑰里、西瓜里、蓬莱新巷、福隆围、家神围[51]。1911年，当局又颁布了一部城市法令，试图管制妇女在酒店里出现。另外，很有可能，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因为中国的辛亥革命而得到了强化。[52](www.daowen.com)

问题一直是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来处理的。例如，1933年4月15日和1936年8月1日的法令，其目标并非要消除卖淫，而是要消除对受害人的剥削和虐待。然而，当卖淫还跟“妹仔”制度紧密相连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政府干预是否真的卓有成效，而且，无论如何，这一“产业”在战后又死灰复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