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对赌博的热情在澳门的早期就非常明显了，正如一位研究这一课题的作者皮尼奥所评论的那样，把这一热情转变为一宗大买卖是分几步发生的。最初，是基玛良士总督开的头，他为澳门的赌博场引入了一套许可制度，作为一种提高财政收入、弥补养活帝汶岛给澳门造成的持续消耗的方式。[43]

科茨指出，这一创新，或者说是今天澳门最广为人知的特色，从一开始就是成功的。它不仅从财政的观点看取得了成功，而且还成功地给无法无天的无照赌场带来了秩序，坦率地说，这些赌场一直受三合会的控制。正如科茨所解释的那样，包税区经营者也帮助维持了这一体系的秩序[44]。不管怎么样，毫无疑问，三合会在澳门的活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共生现象。

澳门对赌博业的自由放任不仅长期以来支撑了它的繁荣，而且也帮助损害了——或者说至少是腐蚀了本地人以及临近的广东和香港的居民。因此，当两广总督关闭赌博业专营的时候——大约要损失300万港元的财政收入——澳门便抢步上前，填补了这一空缺。

早期的赌博场

1911年，香港总督写道，每年多达300万元从香港转到了澳门，用于购买彩票，“其中大部分是劳动阶级贡献的”。这样的彩票，尽管在香港是非法的，但还是广为流通，这多亏了彩票经营者的勤奋，以及他们贿赂香港警察的本事。有人寻求港英当局的帮助，以关闭澳门的赌博专营，香港总督答复道，他会向葡萄牙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抗议[45]。事实上，在中国人的怂恿下，英国外交部就此事向里斯本提出了抗议，试图把限制赌博业跟中国人在允许葡萄牙人疏浚内港的问题上作出让步捆绑起来[46]。无论如何，中国人或英国人在商业道德问题上对葡萄牙人的说教是滑稽可笑的。中国的倒霉就是澳门的繁荣。(www.daowen.com)

澳门赌博业历史上的另外一项重大措施是，1934年，破天荒第一次，政府以特许合同的形式把赌博专营权授给了一家财团。这就是在新中央大酒店开办了其第一家娱乐场的泰兴公司。另外几家娱乐场设在福隆新街和十月初五街。在这些娱乐场，像番摊、白鸽、骰宝这样的中国游戏曾经风靡一时。泰兴娱乐场的专营权在战争岁月里幸存了下来，一直坚持到了1960年代初。[47]

然而，看来，自第一家赌博业辛迪加在1934年建立至今，三合会似乎一直在利用赌博业促进他们的罪恶活动。[48]

正如澳门总督在1933年写给殖民大臣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澳门没有农业或工业基础，由于它紧挨着香港，因此“不可能被转变成一个大商业中心”。他指出，只有旅游业能确保殖民地的繁荣，而确保旅游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造赌博业。他说，赌博业的重组正在进行当中，方式就是责成特许权获得者既要迎合无产阶级，又要迎合富人阶层。对赌博公司数量的限制也被设定得不至于损害特殊的特许权获得者(番摊公司)，它们每年向政府缴纳140000美元的租金。然而，他指出，由于大多数番摊行经常光顾的都是一些最贫困、最可怜的人，这样的收入也就意味着加诸这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沉重的间接税。相反，华人商业阶层对这些不能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任何好处的地方避之唯恐不及，而富人阶层又往往在私人俱乐部里彼此之间赌博。总督因此建议，在这个萧条的年头里，要通过在现代化的酒店中修建一些高级豪华的娱乐场，从而把澳门转变成蒙特卡洛、圣雷莫、比亚里茨，或埃斯特里尔，以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欧洲人，以及来自邻近城市的中国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让澳门前进吧，把这座美丽的城市转变成全中国的一个旅游胜地。”[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