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始终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说它是经济问题，乃是因为，作为一项政府垄断，它长期以来充当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说它是政治问题，乃是因为，鸦片贸易，就像鸦片的食用一样，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尤其是国际联盟的谴责，而且到最后，当国际联盟忙着清理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则主要是受到英国的谴责。事实上，在1927年以前，澳门的鸦片贸易一直是在“包税”体系之下运作的。根据这一体系，政府把加工、包装、销售鸦片的专营权承包给了投标人——总是一家华人商业财团——作为回报，经营者则把扣除固定“租金”之后的利润上交给政府。这家获得许可的华人商业财团，不仅垄断了澳门地区之内的销售，而且还垄断了澳门所生产鸦片的出口。就这样，澳门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作为国际鸦片走私的主要中心之一的名声。

葡萄牙的问题是，它的鸦片供应依赖于英国，英国的代理机构垄断了从印度到波斯的优质鸦片的来源。葡萄牙不得不经常向英国人证明它的购买量是正当的。尽管英国人对于向政府垄断供应鸦片并没有什么顾虑，但他们强烈反对明显的过量进口和再出口的做法。葡萄牙当局在给英国人的陈述中反复声称，减少向澳门供应鸦片将损害该殖民地的财政地位。

1909年4月1日，从澳门向旧金山出口精制鸦片的业务终止了。这项业务占到了澳门鸦片包税区经营者总贸易额的70%。这个月的月底，澳门鸦片包税区终止了它的生意。澳门政府便接手把这桩生意继续做了下去，直到1910年7月，一个新的包税区被创立。在1909-1910年之间，澳门生产的几乎所有鸦片都是在本地被消费掉的(1909年是181箱，1910年是150箱)。即使这一高比例的本地消费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且在与英国签订的进口协议的限制范围之内，但人们还是注意到，中国在革命之后对吸食鸦片的限制，导致了澳门鸦片消费的增长，进而推测大概也导致了吸食者数量的增长。

但是，随着1911年鸦片包税区的再次建立，非法的或无照的印度鸦片的进口和再出口重新抬头。1911年7月-1912年6月之间，澳门进口了1364箱无照的印度鸦片，635箱经由新加坡船运，400箱经由加尔各答，329箱经由香港。在1911年的头6个月里，澳门鸦片包税区熬制了114箱鸦片用于出口墨西哥。此后12个月的数字是344箱。英国人由此推断，为出口墨西哥而加工的鸦片当中，有很多不是为了合法目的，因为它远远超出了墨西哥垄断者所求购的数量[28]，而且很有可能，这些超量的鸦片被转运到了中国。

鸦片吸食者

比方说，在1910年，港英当局就曾注意到，香港的立法无助于限制向中国出口吗啡、鸦片和可卡因，因为这些药品被出口到了澳门，而“在那里，并没有对把它们再出口到中国做出什么明显的限制”。回顾这一年，共有2825磅吗啡、2600盎司可卡因就是这样被出口的。[29]

最终，在1912年，澳门的鸦片问题变得国际化了，并在1912年1月23日的海牙国际鸦片大会上被特别提了出来。然而，英国之所以有兴趣管制澳门的鸦片生意，更多地是出于私利，而非道德。中国驻湾仔的海关专员也对澳门的鸦片贸易做过仔细的调查。调查报告在呈递给外交部之后，又被转寄给了英国外交部，请求英国帮助责成葡萄牙采取预防措施。

尽管澳门政府已经下令，每年减少大烟店和烟馆的数量，并颁布了规章，强制吸食鸦片者必须取得吸烟执照，但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强制执行这些措施。澳门政府尚未采取有效的步骤，以获得弥补鸦片收入损失的资金，这使得澳门政府看来好像依然要依赖这笔收入作为今后的收入来源。[30]

1913年，在经过“漫长的讨论”之后，葡萄牙同意相关的英国当局把澳门生鸦片的进口数量限制为：本地消费每年260箱，再出口每年260箱。尽管某些英国官员认为这个数量还是过多，而且不利于香港自己拟议中的垄断权，并试图削减这个数字，但他们又担心葡萄牙会中断谈判。葡萄牙人所获得的主要补偿是，由于英国人会保证鸦片(大概还包括供应品)的转运，因此租船的必要性就消除了。[31]

1913年6月14日，英国人和葡萄牙人就鸦片贸易达成了一份协议，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终止协议，但必须提前12个月通知对方。这一协议(《澳门与香港鸦片专营协定》)允许澳门通过香港进口一定数量的鸦片。如表4.1所示，就1914-1919年之间香港和澳门进口的鸦片箱数而言，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在这6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转运到澳门的数量是473箱。[32]

表4.1　香港与澳门进口的鸦片箱数

(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英国档案局：CO 129/465，英国使馆，里斯本，1920年8月9日。

1918年的一份英国备忘录指出，鸦片包税区被续租了5年，自1918年9月1日算起，每年交给政府的租金高达667.6港元。据称，澳门鸦片包税区——其鸦片的质量已经有口皆碑——有能力熬制和销售允许出口的240箱鸦片和允许本地消费的260箱鸦片。这一说法无视下面这个事实：墨西哥——迄今为止是澳门鸦片包税区精制鸦片的一个合法的外国市场——政府已经向鸦片贸易关上了大门。报告指出，不像它的前身(一位极其有效率的生产者)，“这个新的鸦片包税区，如果没有精制鸦片价格(每两12美元)的大幅度上涨，如果不偷偷地从诸如广州湾之类的非法来源进口生鸦片的话，它在财务上是不可能成功的”。这里所说的广州湾，是法国租借的通商口岸。[33]

最终，自1919年以后，在军阀们的许可和鼓励下，中国的鸦片生产急剧增长。事实证明，这对澳门来说是毁灭性的，仅仅两年之后，澳门鸦片包税区经营者便抛弃了他的合同。1920年7月，鸦片包税区又续租了3年，年租金是395万港元，或者说约略等于1920年香港专营权所产生的利润。为了维持销售，新的鸦片包税区经营者立即把它的零售价格降到了每两9港元[34]。此外，1919年，有人试图到帝汶岛租地进行鸦片生产。香港的两广公司赢得了这项业务的执照，但还没来得及开张，新加坡的英国当局便叫停，并在生鸦片运抵帝汶岛之前，中途把它截了下来。自始至终，英国人一直怀疑这是葡萄牙人策划的又一个阴谋，为的是获取更多的鸦片配额，以满足中国的非法需求。[35]

鸦片吸食者

1927年，包税区制度被废除了，鸦片被确定为政府专营。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决定不再供应鸦片给澳门。尽管到这时候葡萄牙已经批准了1925年的取缔鸦片贸易的日内瓦协定，但它保留了在垄断条件下把这一体系继续到现有租期届满为止。失去了印度的供应，并没有影响到澳门为它新的专营生产波斯鸦片的能力。[36]

澳门新的政府专营权的确立，并未终结鸦片走私贸易。事实上，1927年7月，新的垄断经营者把它的鸦片价格从每两6港元降到了2.8港元，以应对廉价的走私波斯鸦片和中国鸦片，还有由广东的地方军政府首脑所征用的中国生产的本地鸦片。这个价格与香港的印度鸦片每两15港元的固定价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在澳门，秘密的鸦片工厂也开张营业，厚着脸皮使用政府的标签。[37]

看来，作为政府的司库，BNU负责处理与指定鸦片经纪人之间的财务事项。例如，1934年，BNU一度与波斯鸦片出口垄断公司打交道，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理人，以及他们在澳门的经纪人(一个纳马族人)[38]。在巴波沙总督(1918-1919、1926-1931、1936-1940年在任)治下，BNU是政府鸦片购买事实上的(即便不是法理上的)财务掌管者。

看来，垄断似乎从未带来过老的鸦片包税区曾经上缴过的那种收入。月收入在1933年12月——这是一个萧条之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5293美元，此后增长到了1937年6月的69000美元，以及1937年12月的265000美元[39]。即便如此，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依然确信，整个1939年，澳门进口波斯鸦片的数量比它所公布的要大，差额被再出口到了日本。两家日本公司与这宗贸易有牵连：三井株式会社和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据称，是由BNU负责处理这些交易的财务事务。[40]

1936年，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压力，葡萄牙当局压制了鸦片专营的运作，对牵涉到秘密交易的某些官员，要么定罪，要么解职。就连澳门总督也被迫辞职。据美国的材料说，在7年的时间里，总共有35吨鸦片消失不见了。尽管葡萄牙当局答应把鸦片专营的所有相关材料都交给鸦片咨询委员会处置，并且，他们的诉苦甚至都传到了萨拉查首相的耳朵里，但情况依然照旧，甚至有所恶化，直至太平洋战争前夕。[41]

基本上，鸦片垄断体系完好无损地持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1946年5月28日第933号法令的颁布，才正式宣布澳门“彻底根除”了鸦片。根据这部法令，从这一年的6月30日起，所有烟馆都将被夷为平地。不消说，无论是经销者，还是瘾君子，都不怎么欢迎这一措施。[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