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华人买办或商业资产阶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澳门建城的时候。这意味着，到现代时期，某些商行已经相传了很多代人。

曼纽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在1867年关于澳门华人社会的经典研究中——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都堪称研究亚洲社会的一部开拓性社会学著作——记录了“四十商号”(即位于澳门华人商业核心地带的商会)的存在，其中很多商号在中国各地以及交趾支那、暹罗、新加坡、马来半岛和东南亚的其他地区设有分号。典型的商号在内港地区都拥有房产，进一步提升了其上流社会的商业品格，其遗迹今天依然可以看到。此外，这些商号都是更有活力的、在商业上更有闯劲的“casas commerciaes de oito a nove por cento”(葡萄牙语，字面意思是“百分之八九商号”)。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们对寄售商品收取的百分比。在它们本质上的买办活动当中，核心业务是进出口。尽管它们主要是从广东和马尼拉进口商品，并间接地经由香港，但出口却是直接面向欧洲、美国、印度、大洋洲以及中国各地。桑帕约列出(附带描述)了大约64种进口产品，有来自中国、马尼拉、西贡、暹罗、孟加拉和爪哇的稻米，来自广东的茶叶，来自孟买和加尔各答的鸦片，来自巴达维亚、帝汶岛、澳大利亚和马拉巴尔的檀香。从桑帕约按行当和职业列出的个人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多数人被标为“店主和商会成员”，或者索性标上“买办”。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行当包括在那些被认为附加值较低的业务活动中，比如茶叶厂、烟草和雪茄生产，或者诸如木匠和造船匠之类。[16]

澳门一角

对华人商业资产阶级职业和专业上的多样性某种认识，当它在20世纪初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从下面这份商业组织清单中读出来(由即将离任的米那总督在1919年9月2日提供)。在这份清单上高居榜首的是澳门中华总商会。该机构是1911年作为一个现代保护型组织创立的，澳门商会把五花八门的贸易组织和行会整合在了一起。同样，作为澳门亲华势力的堡垒，它也幸存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另外一些组织包括华人医院、同善堂互助会；五花八门的商人和大亨代表各行各业的行会：银行家、店主、丝绸商、金匠、典当商、药剂师、茶叶和糕点商、鸦片商、番摊经营者、废铁经销商、木材商、鞭炮商、酒商、欧式成衣商、烟草商、纸商、果脯商、成衣商、香商、染工行会、猪肉商、面条商、腌鱼商、家具商、盐商，以及海运行会。[17]

谈到这份清单，我们不得不说，传统手艺和行会活动凌驾于那些可以说代表了真正的工业行为的业务活动之上。尽管大多数这样的手艺依然以退化了的形式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形式的经济活动已经使得大多数传统手艺在经济中变得无足轻重。

正像在香港一样，或者说就此事而言正如在广州一样，迄今为止，澳门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渔民、船上的苦力、船民、码头苦力、叫卖小贩、人力车夫，以及妓女等。他们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挤在内港区的廉租屋里，或者沦为船民，甚或是贫民窟的居民。他们在官方报告、标准历史和表现官僚阶级生活的水彩画中通常被忽略；正是劳工阶级为各行会提供了人力，正是渔民构成了澳门经济的支柱，正是这些乌合之众或劳苦大众，最容易被中国政治情绪的鼓动所唤起。[18]

澳门内港：贫民住宅区

尽管在澳门从未出现过广州甚或香港那样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是说澳门没有发展出流氓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它确实发展出了这样一个阶级，尽管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传统的围绕行会的劳工组织形式，而不是在1920年代的罢工中导致广州和香港陷入停顿的那种工会组织。葡萄牙当局也努力不懈地分解澳门劳工团结的形式，特别是随着萨拉查的“新国家”的出现。

很明显，在其发展中的这一阶段，澳门代表了中国贸易城市的典范，虽说它坐落于海上，并且在葡萄牙人的管理之下。尽管个人、家庭和宗族在创造财富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像他们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的同胞一样，也代表了最早的一批现代中国资本家，但工业的多样化却只能留待未来。

在20世纪的前30年，三种传统的手工业在制造业中占支配地位。它们是火柴、炮竹和神香的生产。1930年，火柴、炮竹和神香的份额加起来占到了出口总额的37.8%。毋庸置疑，这些早期手工业的发展，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潮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成为可能。此外，这些产业也得益于对主要原材料所征收的低进口税，以及美国作为这些商品的主要市场所给予的关税优惠。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里，很多观察者都把澳门的特征描述为一个大渔村[19]。这幅图景并不错，事实上直至战后早期的那些年依然如此。在战前的那些年里，渔业一直是劳动力的主要雇佣者，在1930年，鱼产品占到了澳门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像鱼和鱼产品这样一些非人造商品直至战后时期依然在澳门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本身就显示了工业产品的实际价值很小。从传统手工业到轻工业产品的转换还只能留待未来。不过，还有一点也是真的：手工业为澳门的早期工业化充当了开路先锋。(www.daowen.com)

1927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澳门的人口数(包括氹仔、路环和大小横琴岛)是157175人，这次统计揭示了当时澳门社会人口学图景中的某种东西。有趣的是，它反映了渔业的实力，上述数字将近一半被分类为海上居民。在这一时期，澳门半岛的数字是：98202人为陆地居民，50254人为海上居民。人口总数当中，152738人被分类为华人，3846人是葡萄牙人，其他591人。当时在澳门居住的外国人当中，最大的群体是荷兰人，人数是20名，英国人13名，日本人2名。[20]

如果不考虑个人企业家，这幅图景将是不完整的，他们是商业资产阶级当中的革新者和冒险家。1936年，政府草拟了一份名单，列出了30位主要的工商要人，连同行政、社会和文化圈子里的关键人物，“以便更好地验证社会与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镜湖医院慈善会和同善堂再次被列为杰出的华人团体，加上中华总商会。在这份名单上高居榜首的个人，是华人社区被封为“资本家”的十多位名流。接下来的9个人被认为是澳门一些关键工业企业的经理人或拥有者，这些企业是：“昌盛”烟草公司、“昌明”火柴公司、“岐关”运输公司、“先施”百货公司、“广兴隆”炮竹厂、“陈联馨”香厂、“中山”雪厂(制冰厂)，以及一家腌鱼厂。这份名单接下来开列的是澳门主要的华人名流，即中华总商会会长、镜湖医院院长、同善堂值理会主席、圣善学校的校长、粤华学校的校长。特别是还提到了政务委员会前投票委员、前中国驻伦敦公使刘玉麟博士。[21]

妈阁庙门前

澳门海滩即景

面对世界市场，澳门经济的弱点被“大萧条”给凸显出来了。正像在华南一样，澳门的商业和贸易在1930年代初期下降到了历史新低。在政府之外，只有百年老字号的慈善组织“仁慈堂”依然在从事社会福利活动，为那些社会或政府认为不值得支持或者超出其支持能力的人提供安全网络。

在一份官方说明中，为这次衰退援引了5个理由。第一，中国对从澳门进口的鱼类产品大幅度地提高了进口税；第二，中国对湾仔渔场的权利主张使得大批渔船和渔民纷纷离开澳门的问题变得进一步复杂；第三，澳门赌场所面临的竞争已经越过了边境；第四，由于抵押贷款而造成的资本流动困难；第五，华人银行的糟糕状况。提到1935年的经济危机，美兰德总督(1932-1935年在任)写道，只有启动澳门的公共工程项目，才能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减轻危机影响从而给澳门带来活力。这样的公共工程包括：排水系统、游泳池、帮助穷人的住宅计划、修建一个市场，以及在外港建造一个“战略”蓄水库。在大萧条的那些年里，只有炮竹业状况良好地幸存了下来，实际上，它的出口还一直在增长，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22]

除了水库之外，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在1935年7月13日通过发行公债所筹集到的基金，被认为是对澳门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按照合同规定，该公司每天给殖民地的每个居民供应40升水。这项计划还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成果。香港银行对这家公司的金融支持高达200万澳门元，这被看作是对澳门的重大支持[23]。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解释的那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使得澳门当局把日本的资本拒之门外。

然而，在战前时期的澳门，如果说工业生产相对落后的话，那么，从事过境贸易的买办商业却繁荣兴旺。例如，1937年，澳门的进口额是19805475港元，出口额是15526332港元，主要是与香港交易。从香港进口的商品包括油脂、纺织品、烟草、纸、供应品、金属、药材、化学制品和杂货。反过来，澳门卖给香港的商品有矿石、油脂、纺织品、烟草、含酒精饮料、供应品和杂货。澳门一年从中国购买了价值3697块大洋的家禽、鱼、木炭、水果和刷子，卖给中国价值4016块大洋的腌鱼、木材、油脂和煤。[24]

1936年10月23日，当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水上飞机在外港着陆的时候，可以说澳门就此进入了现代世界。这架飞机的着陆权在香港遭到了拒绝，看来就好像是澳门实现了一次政变。一座令人难忘的飞机棚修建起来了。7个月之后，举行首飞典礼，一趟定期航班就这样开始了。不过，运来的乘客还不如邮件多。三年后，泛美航空公司停止了这趟航班。[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