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葡萄牙政府迫于地方和国际的压力，而不得不使所谓的“苦力贸易”合法化了。在这个问题上，澳门最早的控制措施是1853年9月12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要求对苦力转运站进行医学检查。1855年11月颁布的一项管理条例，要求劳务合同必须在检查官法庭登记。根据1856年6月5日的一项法律，要求招收苦力的代理机构必须获得特许。1856年8月18日通过的一部葡萄牙法律规定，所有奴隶在进入葡萄牙领土(包括澳门城及其属地)的时候便自动获得自由。1856年12月23日，一部在澳门城及其属地废除奴隶制的法律得以产生。然而，对这一制度的滥用却持续了下来。

尽管香港在1869年终结了所谓的“契约移民”(向英属殖民地移民除外)，但所谓的“自由移民”却依然在继续[2]。对这一制度中的滥用，导致了香港和澳门的官方调查。尤其是在1871年5月12日，澳门总督苏沙(1868-1872年在任)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苦力移民的工作方式。该委员会所揭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和“事实上的恐怖”，包括把苦力的尸体抛弃在澳门的大街上，在1870年代初期达到了一年数百名。接下来，委员会进一步鼓吹：

澳门的苦力贸易

要保护殖民地居民，就好像他们是葡萄牙臣民一样，要监督充分遵守他们的合同条款，还要采取措施，使他们在规定期限届满之后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3]

作为对这份报告的答复，总督下令采取某些与苦力贸易相适应的“根本”措施，即要求“所有正在经营或者希望经营移民公司的个人，都必须获得注册官发给的执照和一份由主管华人事务的检查长所签署的声明”。这部法令的另一款规定，贩卖苦力的中间人一旦被移交给中国，就禁止他们进入移民公司。另一些条款制定了一套惩罚违法者的办法，还有一些条款则是强加给中间人的限制。1872年的法律——由新任总督欧美德(1872-1874年在任)正式颁布——乃是建立在上述决定性的因素之上，但已获批准的移民自由，是由控制年龄和工作条件的严格的合同条款来保证的。

船上的苦力(www.daowen.com)

最早，第一批250名苦力在1851年乘坐一艘葡萄牙船运往秘鲁的利马。自1856-1858这三年的时间里，从澳门移民出去的苦力增长到了19910人(相比之下，从香港移民出去的苦力高达56256人)。在1859-1873年间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平均数，高峰时期的1872年达到了21854人。两个主要的目的地是哈瓦那和秘鲁。1859-1870年间，进入澳门的船只数量(以年度为基础)从1158艘增长到了27891艘，吨位从626536吨增长到了2836436吨。除了葡萄牙的船只之外，还涉及一支多国航运舰队：英国的、西班牙的、法国的、秘鲁的、荷兰的和美国的。最早是在1851年从两个法国人和一个土生葡萄牙商人之间的联系开始的，到1870年代，苦力经纪人的数量增长到了800人。尽管有些公司是本地人的商业投机，但大多数是外国人控制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利用澳门的船只都是在香港装备并提供补给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不过是管制上的努力导致了“自由”移民的增长。[4]

关于粗暴虐待华人苦力的报告让总理衙门大惊失色。1873年11月，它派出了三位专员去西属古巴(有两位是从海关抽调过来的)，以查明苦力贸易的事实。搜集到的证言和诉状读起来的确很可怕。例如，在被调查者当中，十个人中有八个人说自己是被绑架或被诱拐的。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是“被我们国家某些受葡萄牙人唆使的人给诱骗到了澳门的巴拉坑”。他们还发现，航行期间死于殴打、自杀和疾病的人超过10%，到达哈瓦那之后，以前的自由移民便被卖为事实上的奴隶。[5]

关于澳门为什么在1852年后的某个时间点上取代厦门成为苦力贸易中心的问题，颜清湟曾提出过一些思考。他谈道，除了澳门临近劳工来源的有利位置之外，澳门“暧昧的”法律地位也提供了掩护。他指出，同样重要的是，澳门与东南亚各港口有着广泛而牢固的贸易联系。尽管颜清湟搜集不到足够的事实，以表明葡萄牙政府与苦力贸易有直接的联系，但巴拉坑的存在，明显暗示了有这样的可能。然而，毋庸置疑，强大的“黑社会”在澳门的存在已经涉及鸦片走私、贩卖妹仔(mui tsai)和卖淫生意；而且葡萄牙当局的放任姿态——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员的纵容就更不用说了——使得苦力贸易的繁荣兴旺成为可能。[6]

苦力贸易实际上是否给澳门带来了繁荣呢？葡萄牙人1874年的《报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报告证实，苦力贸易尽管提供了一次“表面的或虚幻的繁荣”，却“遭逢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道德衰退，一次生产力的彻底瘫痪”。受外国资本的控制，苦力贸易给外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带来了利润，同时让外国的公司和代理人大发横财。从国内来看，苦力贸易助长了澳门的腐败，而对澳门的商业进步和繁荣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促进。变本加厉的是，还要应付大规模遣返苦力的难题。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桩邪恶的贸易损害了葡萄牙的好名声，使葡中关系变得紧张。总而言之——报告总结道没有令人信服的经济和政治理由维持这一制度，在道德上，它也是站不住脚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