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在现时代所采用的解决澳门财政自治的创造性办法，经常让这块殖民地在它的邻居们面前名声扫地，或者把它置于国际谴责的攻击之下。尽管在19世纪中叶，澳门已经获得了作为一个茶叶贸易中心以及作为一个劳工输出港所带来的繁荣，但随着茶叶出口市场的撤销，以及苦力贸易的被禁，这块殖民地便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只是通过政府的鸦片专营，以及当局确保澳门作为一个地区赌博中心的能力，情势才有所缓和。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在它的“黄金时代”，一个悠闲的贵族阶级，以及一个地方的买办阶级在澳门的崛起，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时代的澳门已经发展了一个金融产业阶级的基础。那属于未来的时代。然而，从19世纪中叶起，一些富有的实业家便开始从大陆来到澳门，他们带来了技能和资本。其中有些人是来自广州的丝绸商和茶叶商，他们是作为逃离太平军动乱的难民而来到澳门的。有一类新型的中国企业家，他们生来就跟西方接触。尽管某些老产业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冲在了前头，即丝绸制造、茶叶、烟火，以及后来的砖瓦，但新的工业观念从西方的引入，对于从前局限于贸易的澳门经济向新领域扩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1](www.daowen.com)

尽管澳门不是东亚资本主义的摇篮(那只是一种期望，随着对日贸易的终结便凋萎了)，但有一点依然是真的：一个货真价实的买办资产阶级——都是华人精英——已经在这个城邦出现了很长一段时期。到20世纪初，我们已经能够认出组成澳门的商业、资本和文化精英的某些组织和个人。还可以认出为澳门战后经济转型奠定基础的某些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优势。本章试图辨识出那些使得这次经济转型成为可能的组织和个人，同时还要近距离地观照澳门财政收入的来源。而在别的方面，它的“食利”性质被定义为跟成熟的资本主义基础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