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初，澳门一直存在于不规则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尽管主权问题名义上被解决了，但澳门依然负担着中国的海关系统，这家机构在澳门及周边地区雇用了800多人。然而，澳门却并没有分享到通商口岸的好处。

1901年，白朗谷缔结的《中葡条约》遭到了葡萄牙议会的否决，因为它包含对国家利益不利的条款，即中国人坚持要允许他们在澳门重建中国海关。尽管首都的部分媒体敦促批准这一条约，但澳门前总督布渣(1890-1894年在任)在议会辩论时极力要求否决它，并援引亚马留当年驱逐“户部”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如香港的《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在报道此事时所写的那样，批准这一条约就好像“凌辱对一位捍卫自由贸易原则的英雄的记忆……通过仿效其姐妹殖民地的榜样，她(澳门)所能做到最好的，莫过于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港口自由”[23]。(www.daowen.com)

1900年初，随着江门作为澳门附近的一个通商口岸的建立，尤其是当江门的发展是以牺牲澳门为代价的时候，问题再一次出现了。在过去，澳门总是从海南和广东的西部沿海吸引本地的贸易，而海关在湾仔的建立，连同关税防线在澳门周围建立，意味着商船如今会绕过澳门直奔江门，那里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首屈一指的贸易中心。进入澳门的商人们不得不按照海关的体制，同时缴纳进口和出口的关税，而在江门却只需缴纳一种关税。据海关总署的C·G.斯科特说，摒弃老的协议将会把澳门置于与其他通商口岸(包括江门)相同的基础之上，并且会恢复澳门从前的繁荣。据斯科特说，中国人默许这一方案的动机，就是希望葡萄牙提供合作，抵消法国在南中国的扩张[24]。这种推测并非毫无价值，因为就在同一年，让葡萄牙当局和广州当局都惊惶失措的是，法国传教团在澳门附近的香山县买下了一大块地。[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