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国内问题远远盖过了两个从前盟国之间的这种戏剧化的冲突。尽管葡萄牙人一直宣称，由于两广总督的恩准，澳门是葡萄牙领土，但他们依然恪守自己的义务：为这块领土向大清帝国支付年租。这种令人愤恨不平的做法在1848年停止了。这一年，亚马留总督赶走了中国海关的官员，连同华人在澳门的象征性存在。

亚马留原本是葡萄牙海军的一名船长，1846年就任澳门总督之职，他所得到的命令是：在中国吃了败仗从而创造出新的环境的时候，宣称葡萄牙对这块殖民地的主权。有一艘英国战船在澳门海域的出现给他撑腰，亚马留便理直气壮地恐吓澳门的华人暴乱者，并威胁要用武力对这座城市实施粮食封锁，以对付那些商人。“澳门的居民们，”他斥责道：

一小撮儿华人——绝大部分是流浪汉——企图公开违抗政府的命令，因此有必要采取政府认为合适的一切手段惩罚他们……然而，本督还是忍不住要建议你们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不要伤害任何一个与你们和平相处的中国人。这些人应该被视为朋友和兄弟，同样受到保护和捍卫。本督强烈希望你们记住这一命令，一切违背本命令的放肆和暴力的行为，一经发现，严惩不殆。[7]

正如人们普遍注意到的那样，香港在1842年的割让，以及它的飞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澳门商业繁荣的衰退。香港的迅速发展——从一个人烟稀少的渔村，发展成了华南沿海的商业中心促使亚马留总督把这块领地宣布为一个自由港。接下来，他还让澳门摆脱掉了妨碍它自豪地宣布自由港身份的一切阻碍，尤其是中国在南湾设立的海关职位。然后，于1849年3月5日，摆脱掉了海关官署。1849年8月22日，澳门华人利用内部骚乱，通过行刺亚马留总督来实施报复。这一招儿十分鲁莽，足以引发某种危险。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次卑怯的行动，葡萄牙人必定要恢复秩序，重新赢得尊重。在这种环境下，澳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尽管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的战船以及法国的军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团结，但这只不过使葡萄牙先发制人的决心更加坚定。亚马留总督的死得到了赎偿。8月25日，军舰抵达之后的那天，也就是中国士兵在关闸向葡萄牙军队开火之后的第三天，一个年轻的土生葡人美士基打上校领着32个人，成功地以压倒性的优势袭击了北山岭。他不仅重申了葡萄牙人的主权，而且恢复了葡萄牙人的威信[8]。他还因为他的英雄行为而在澳门和葡萄牙的历史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葡萄牙得到了关卡与这座堡垒之间的所有领土，事实上，这块地是作为中立地区被保留下来的。即便如此，葡萄牙人后来必定要主张把它作为中国人的坟场。

澳门与大陆

1857年，英国再一次设立了驻澳门总领事的职位。这一回，明显得到了葡萄牙当局的批准。在这一时期，每年有一百多艘英国商船访问澳门，而同时每年也有很多英国臣民探访这块殖民地。然而，随着十年之后总领事的去世，这个职位再一次获准终止。大约12年之后，关于英国驻澳门总领事的任命再次引发争论。此时，北京的英国使馆致伦敦的备忘录说：只有在总理衙门不抗议的情况下，才可以批准澳门总领事的任命。尽管要优先保护英国的利益，并提供了关于这一任命的解释，但英国人并不怎么关心此事会不会被误解为一种暗示，表明他们对主权问题之争的看法。[9](www.daowen.com)

4.《中葡和好贸易条约》(1862)

1862年，葡萄牙试图通过条约谈判获得对主权的正式承认，从而使澳门的地位合法化。早在1843年，当英国批准有关香港的《南京条约》的时候，葡萄牙人也寻求并获得了中国的一些小的让步，但不包括废除地租。1844年初，顾盛在澳门的一幢房子里设立了第一个美国驻华使馆。是年7月，在观音庙签署了《望厦条约》，这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第一份这样的条约，是今天的“最惠国”待遇这一制度的先驱。法国立即跟着效尤，于1844年10月签订了一份条约。1858年，英国人缔结了《天津条约》，另外几个欧洲国家也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澳门成了很多这样的外国使团的驻地。葡萄牙人对俄罗斯的条约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并在圣彼得堡的协助下提出与中国谈判。[10]

结果，围绕这份条约，基玛良士总督(1851-1863年在任)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谈判，他于1862年抵达北京，住在法国使馆里。1862年8月13日，《中葡和好贸易条约》签订，尽管该条约并未把澳门名义上的主权让与给葡萄牙——这正是葡萄牙人的主要目标——不过还是让葡萄牙人拥有了对澳门的事实上的主权。据同时代的英国资料说，主要的妥协是，中国保留了在澳门设立领事的权力[11]。两年之后，当基玛良士的继任者阿穆恩总督(1863-1866年在任)去天津交换批准文书的时候，中国政府却拒绝提供确认葡萄牙占有这块领地所必不可少的条约批准书，并提出一些新的条款，以修改双方已经同意的条款。[12]

1870年的澳门

1864年，在与阿穆恩总督的通信中，英国人再一次提出了禁止从香港出口军需品的问题。英国的政策是不许提供武器给反对大清政府的起义者。英国人担心的是，如果澳门不配合英国人想把所有国家都扯进这次禁运的全面努力的话，那么，澳门就会成为“东方海域的火器和弹药的贸易中心”[13]。然而，军火问题还会在英国人和葡萄牙人之间再次引发矛盾。

不过，在葡萄牙方面，对太平军起义(1851-1864)不可能作出这样模棱两可的评估。葡萄牙人倒向了被围困的清军，这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和商人的利益。例如，在得到请求的时候，澳门提供了13艘由地方上配备人员的三桅帆船给宁波的清朝官员，后来又在一次海战中与英国和清朝的军队并肩作战，对付太平军[14]。太平军叛乱在时间上也正好与澳门的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相吻合，这次繁荣源自于资本的流入，连同资本一起涌入的，还有那些想赶在被叛乱者毁灭之前逃之夭夭的富有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