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葡萄牙对澳门主权的主张被大胆地写进了1822年的葡萄牙宪法[3]，但是，英国通过条约取得的对香港的主权与葡萄牙人凭借中国人的宽容依然占据着澳门这个事实之间的矛盾，在龙思泰的著作(发表于1832年的《中国丛报》)中得到了清楚的呈现。[4]

1834年1月9日，议事会在权限上被缩减为一个纯粹的市政厅。1844年，总督颁布法令，把澳门整合到一套殖民体系中。这一年的9月，澳门、帝汶岛和索洛群岛在行政上被结合为一个地区。在这样的整合下，忠诚议会失去了它一直保留的对该地区财政的行政权限，这一权限反过来受到总督的监督(通过他对海关的控制)。马里亚诺曾写道，在澳门已经运行了几百年的带有民主倾向的议事会制度，事实上已经被一位集政治、行政和军事权力于一身的行政长官(即总督)所取代。1847年8月20日，检查长官署从忠诚议会分离出来，附属于总督秘书处。最后，在1849年，检查长官署被重组为一个单独的机构，不受行政官员的控制或影响，并在仲裁澳门华人社区讼争的范围内被赋予政治、司法和行政的功能。[5]

中国海关颁发的入港许可证

尽管在《南京条约》签署之后，与英国人之间关于主权问题的争论明显被搁置起来了，但英国这一时期的内部文件透露，根据1661年英葡条约，防卫澳门的义务这个理论问题却被提了出来。当时的舆论认为，这一条约是适用的，而且葡萄牙有权依据该条约要求英国协防澳门，使之免遭中国人的入侵。异议是，澳门的本地总督不能随意援引该条约，而是必须先由葡方证明澳门没有发起挑衅，然后葡萄牙政府才可以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这一年，英国任命了一位驻澳门领事代办(J.里克特)，然而并没有得到澳门当局的正式承认。随着里克特1845年的退休，这一职位再一次空缺。事实上，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人填补这一空缺。

天后宫(www.daowen.com)

香港的英国官员约翰·戴维斯(又译德庇时)在发给阿伯丁勋爵的一份急电中说道：

我想说的是，我完全同意他(璞鼎查勋爵)关于澳门的观点和意见，而且，当葡萄牙人纯粹是因为中国人的宽容才被允许在该地居住的时候，不把它看作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不明智的。由于中国的主权获得了承认——由于他们曾在1839年把英国商人赶出了该地，不管有还是没有葡萄牙人及其臣属的同意——那么，承认葡萄牙人的主张并因此不得不与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主人打交道，将会有极大的不便。葡萄牙人要求英国居民忠诚的主张，可以借口他们公开承认的没有能力提供保护来立即予以回答。

戴维斯还试图让葡萄牙人承认：居住于澳门的英国臣民，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都应服从于英国的法律。这一要求遭到了葡萄牙首相蒙哥米男爵的拒绝，认为它侵犯了葡萄牙“在她自己的一块领地上”的权利。对此，阿伯丁勋爵的回答是，这一措施绝对无意对葡萄牙王国政府在澳门所拥有的权利提出异议。关于这个问题的通信到此结束，而英国人也并没有执行炮舰外交来维护自己的主张。相关的案子涉及一位英国臣民和新教徒詹姆斯·萨默斯被澳门总督投入了大牢，罪名是所谓的大不敬，因为他在圣餐节游行队伍面前没有脱帽。有关释放他的谈判毫无结果，英国人派出了皇家军舰“勒安得耳”号的凯珀尔船长，率领一队水兵，攻占了监狱，释放了萨默斯。在这次进攻中，一人被杀，多人受伤。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葡萄牙总督亚马留(1846-1849年在任)对这一暴行怒不可遏，要求道歉和赔偿。

在这场争执中，英国人再一次声称，葡萄牙人所提出的主张是矛盾的，即：一方面，他们声称澳门属于中国领土，以此为由拒绝允许英国臣民进入；另一方面，又声称澳门是葡萄牙领土，而把英国臣民投入大牢。作为葡萄牙首相，蒙哥米澄清道：“除了澳门的满清官吏之外，任何中国权力机构都不被允许进入澳门的关闸。”最后，萨默斯的案子以英国政府对英国海军指挥官的行为表示遗憾，并向在攻打监狱战斗中的伤者和死者家属支付赔偿而告终。[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