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英国人从1799年到1815年一直占据着果阿，相反，很少有葡萄牙人能够抗议拿破仑战争的这一遥远的后果，尽管他们与英国结成了反法联盟。1802年，英国驻印度总督韦尔斯利勋爵以保护澳门免遭法国人侵犯为借口，下令占领澳门，最后在葡萄牙人的抗议和中国人的压力下才撤走。1809年，英国政府又以法国人可能会发起进攻为借口，派出了由海军上将威廉·德鲁里勋爵率领的分遣队，再一次占领澳门。这一回，中国当局最强烈地抗议英国人在澳门登陆，声称，澳门的领土不是葡萄牙人的，而是大清帝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英国人担心这样下去会严重干扰对华贸易，于是便屈服了。

科茨写道，在抵挡英国入侵的事情上，核心角色是澳门大法官亚利鸦架。此人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物，“迂回而狡猾”。在中国海关专注于广州的贸易而无暇他顾的时候，亚利鸦架与某些人联合起来，从狡诈的鸦片贸易中挣到了可观的利润。科茨写道，通过让各方面的参与者互相争斗，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挑战的位置——甚至跟总督并驾齐驱。亚利鸦架甚至能够声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救世主。[35]

珠江口远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平定海盗对珠江三角洲的威胁上，亚利鸦架也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为此还赢得了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位)的褒奖。为了实现这次对“海盗”——其实是觊觎皇位的反清者的胜利，亚利鸦架编制了20万美元的预算，准备了6艘船和120门大炮，以迎战海盗头子张保仔。决定性的胜利是1810年1月21日的大屿山海战——俘获了270艘舢舨，1200门大炮，7000支军刀和来复枪，连同1700名海盗和5000名随营人员投降。很多作者纷纷撰文，赞扬亚利鸦架在复兴澳门的商业财富、巧妙处理与广州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智慧。[36]

葡萄牙作家弗雷塔写过大约在香港建立之前50年的澳门。他说，澳门养活了5315个基督徒，他把这些人分为三类：欧洲人、混血欧洲人和混血亚洲人[37]。这一叙述忽视了这一地区占大多数的中国人口，它站在葡萄牙人的立场，把注意力放在了土生葡人成分的增长上。从很早的时期起，葡萄牙人在与异族文化和异族语言打交道时，就不得不借助于中间人。某些社会阶层(比如耶稣会士)担负起了这一角色，但与此同时，毫无疑问正是土生葡人(他们是这两种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充当了两个社群之间的基本纽带。1865年，为了培训翻译人员，创立了一个被称为“华务科”的政府部门，赋予这家机构的毕业生以某种官方标记。另外一些土生葡人，因为财富和地位而受人巴结，从而进入了统治阶层，他们在政府圈子内外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天主教徒，作为说着截然不同的澳门方言的人，以及作为混合文化的继承人，正如在后面多次提到的那样，土生葡人开始利用、开始争取、开始主张堪与更短暂的殖民特权阶级相媲美的特殊权利和特权；另一边，则是更为“机会主义”的华商和工人阶级。

1815年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华英字典》

澳门公民社会的崛起，还伴随着活跃的新闻媒体的发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出版业早已在澳门扎下了根，但只有到了1821年，随着新闻限制的放宽，报纸的出版才有了一个稍嫌来迟的开端。这样的出版物，可以分为葡文媒体(包括葡萄牙人出版的官方公报)、华文媒体以及英文媒体。1814年9月2日，英国印刷商澳门彼得·汤姆司的到来，为出版业的小小复兴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他带来了一台有拉丁活字的印刷机。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用这台印刷机出版了马礼逊牧师的《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是第一本英汉词典。而就在同一年，圣若瑟书院的创办者们设法出版了一部24卷本的圣徒传，用的是木活字技术。相比之下，汤姆司在澳门对金属字的开拓性使用，使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为远东第一份报纸的出版铺平了道路。在其他方面，当广州的中国当局依然禁止向外国人讲授汉语的时候，澳门也就成了发展新闻出版业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地点。事实上，在1817年9月，当一伙华人暴徒抢走活字之后，澳门的新闻出版业险些被迫关门大吉。1825年3月，汤姆司离开澳门回到伦敦，不过他把一台印刷机和英、汉两套金属活字留了下来。一部福建方言词典，是这台独一无二的印刷机的早期产品之一。直到1834年关门大吉之前(当时，围绕鸦片战争的骚乱导致公司失去了它在中国的特权)，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在澳门出版了约14本书，内容全都跟中国有关。[38]

正像法国大革命给葡萄牙本国带来强大的冲击一样，澳门也不难找到宗主国的倾向在本地激起的回声。在葡萄牙，当若奥六世重返王座的时候，民众反对把专职君主政体重新强加给他们，这一倾向反映在了1822年的新宪法中，这部宪法把权力从君主手里转移给了人民。1820至1851年间这段自由主义时期困扰着葡萄牙的政治动荡，也是这一时期澳门的典型特征。正如葡萄牙出现了选举政治一样，自由主义的或革命的潮流也在各殖民地浮出水面。葡萄牙国内对新闻出版限制的放松(各殖民地也一样)，提供了新的政治机会。[39]

因此，宗主国的发展，在澳门与之相匹配的，是自由主义者(或称立宪主义者)与保守党人(或称现状捍卫者)之间的对抗。在这场混战中，澳门大法官亚利鸦架站在保守党人一边。自由主义者的论点是由若奥·巴蒂斯塔·德·米兰达·利马起草的，其措辞的风格是直接诉诸国王和议会。在这篇请愿书中，立宪主义者要求恢复古老的地方自治制度，解散摄政王的军队，以地方卫队取而代之，免除澳门给果阿和帝汶岛的财政援助。另外，在推动赋予澳门人以自治权的同时，请愿者们还为澳门出生的公民寻求担任民事和军事职务的特权。

1822年2月15日，市民们聚集到了议事厅，要求落实新宪法。领导这场争取地方选举的人，是保利诺·达·席尔瓦·巴波沙中校。同年8月19日，在多少有些骚乱的场面中，就授予议事会以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举行了投票。然而，果阿和澳门的高级官员和贵族对自由主义运动心存戒备，计划把参与投票的人抓起来。不过，在议事会的一次会议上，亚利鸦架被指控与华人串通一气，阴谋阻挠新宪法的采用。在议事会选举中获胜的自由主义者们设法剥夺了亚利鸦架的权力，免除了总督欧布基的所有行政职责。[40]

与此同时，获胜的立宪联盟着手出版澳门的第一份报纸：《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这份报纸于1822年9月12日创刊。这是一张印在宣纸上的小报，由市议事会管理的政府印刷所承印。担任编辑的是一位多明我会修士，名叫安东尼奥·德·S.贡萨洛·德·阿马兰特。出版人是在澳门占统治地位的、巴波沙所领导的“立宪联盟”。就这份报纸被巴波沙的朋友们所利用这一点来看，它所关注的完全是宗主国的政治争论。[41]

当巴波沙试图让倔犟的欧布基总督辞职的时候，后者组织了一场反政变。这场反革命活动，旨在颠覆议事会的角色，并实施军管统治，但密谋者失败了。巴波沙和亚利鸦架都被逮了起来，并遭到监禁。但果阿支持他们，并派出了护卫舰“萨拉曼德拉”号，广州和商人小集团也支持他们。1823年8月23日，亚利鸦架从巴波沙那里夺回了权力，反过来逮捕了巴波沙，并把他连同其他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起赶到果阿去了[42]。亚利鸦架还像英雄一样乘船离开果阿，而安东尼奥神父及其他人不得不逃到了广州，然后，他们从那里去了加尔各答。在最后的戏剧性时刻，亚利鸦架所领导的保守派耀武扬威地回到了澳门，判决在1823年8月28日当众焚烧被认为是“煽动性的”《蜜蜂华报》。然而，尽管换了编辑，这份报纸还是在1823年12月27日彻底关门大吉。它的继任者《澳门钞报》(Gazeta de Macau)于1824年1月3日创刊，成了专制集团的喉舌。[43]

最早的平版印刷

结果，尽管有亚利鸦架的反政变所引发的骚乱，但《葡萄牙王国宪法》还是在1822年9月23日明确地把“澳门的组织机构”列为葡萄牙在亚洲属地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1826年4月29日和1838年4月4日再次得到重申。正如这一时期的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在澳门，尽管保守派在政治上毫不妥协，但自由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44]

在这一背景下，新闻出版业繁荣兴旺起来了。然而，对澳门印刷媒体的崛起，主要的推动力还得算是1832年第一台平版印刷机的引入。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传教事业都利用了这台印刷机，他们先后出版了《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rar，1827-1844)，《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2年之间出版的一份月刊)，《澳门杂文编》(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ie，1833)和《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1839-1844)。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点也不奇怪，学术工作和传教的兴趣都激发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圣若瑟书院在1831年出版的《葡汉词典》和1841年出版的一部对汉语发音学的拉丁语研究。毫无疑问，正如一位研究西方人在华新闻出版业的学者乔治斯·博纳特所写的那样，平版印刷机无法估量地提高了西方人的汉学知识，服务了西方汉学的需要，同时不可逆转地在东方打上了它的烙印[45]。然而，19世纪澳门葡文新闻出版业的一个特征是：大多数报纸都很短命——1822-1900年之间大约有40份报纸。大多数是周刊或双周刊。(www.daowen.com)

天主教巡游活动

从教会的观点看，澳门，连同北京和南京，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一个中国主教区，听命于果阿的大主教，每年由葡萄牙王国政府资助1500美元。澳门主教区实际上包含了广东、广西两省和海南岛。很多杰出的牧师——其中就有约翰·巴蒂斯特·马奇尼——都把澳门作为他们的居住地。乔治·斯当东爵士曾说，东京湾基督教皈依者的数量(20万人)比全中国的信徒(17万人)还要[46]。1834年，也就是里程碑式的圣若瑟书院被大火所毁的前一年，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又译郭士立)这样说到澳门：教会依然配置了大量的教堂和机构，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团的代表。他说，1726年的驱逐耶稣会士事件，几乎给澳门作为一座学问之城的名声带来了“致命的一击”[47]。1862年，当耶稣会士们回到圣若瑟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发现，除了一些为富家子弟办的小规模私立华语学校之外，很少有孩子能在另外的地方接受教育。在澳门，私人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努力，只是到了19世纪晚期才发展起来，尤其是氹仔(1862)、路环(1884)两岛招收工人阶级华人子弟的公立学校的创办。[48]

观察这一时期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强调葡萄牙商业、军事和行政精英的天主教特征。正如澳门社群通过他们的天主教来定义自己一样，教会也是这样继续作为集体生活的中心。相比之下，外国商人社群都是新教徒。这两个社群都拥有各自的教堂和墓地。华人集中在市场和内港区，那里有40家华人商号的总部。

从城市的远景看，其他欧洲商人到达澳门所带来的新一轮繁荣，在新的欧式建筑形式上得到了表达。比如南湾沿岸的那些新建筑，包括商人阶层的住房，贵族的宅邸，以及像1846年修建的托马斯·德·阿奎纳的宅邸和1999年之前的澳门总督官邸(被称作“圣珊泽宫”)那样的新古典主义模式[49]。管辖澳门英国人社群的是东印度公司，他们的建筑群在南湾区占据着主要的位置。科茨写道，在东印度公司还没有渗透到澳门政府系统的时候，他们高兴干啥就干啥，这是他们的商业权力。[50]

圣多明各教堂(钱纳利画)

的确，正如研究澳门视觉建筑的三位葡萄牙学者在评论这一时期时所说的那样，澳门的种族分离，以及南湾连同它的正面和拱门的观念，成了香港早期城市化的出发点。[51]

这一时期的很多视觉记录，保存在罗伯特·埃利奥特和澳门艺术家马西安诺·巴普蒂斯塔的水彩画以及W.海涅和I.克拉奇的素描及平版画中。在这个意义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访问澳门的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博尔热(1808-1877)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乔治·钱纳利的素描画。作为英国艺术家约翰·康斯坦布尔的同时代人，其肖像和风景杰作更为知名。钱纳利(还有博尔热)对普通中国人生活的再现，提供了当时澳门社会令人耳目一新的交替景观。澳门最早的照片图像可以追溯到1844年，是访问澳门的法国商人外交官于勒·埃及尔拍摄的，但直到1860年代晚期，澳门真正的照片记录才开始集合到一起。这要归功于西方拍摄中国的先驱摄影师约翰·汤普森的工作。

澳门远景

到19世纪中叶，澳门在它的城市地理学上获得了一个新的特征，即鼎鼎大名的“巴拉坑”，这是等待换船的苦力们住的地方。这些有害健康的机构，坐落于像大三巴街、华旺街、白马巷、海湾街、善静路和沙兰仔这样一些地方[52]。很不幸，所谓的“苦力贸易”(即契约华工贸易)，导致了澳门历史上黑暗的一章，至少直至地方舆论——尤其是教会的意见——试图从澳门清除这宗有害的贸易。1848年，第一波移民起程离开澳门，前往加利福尼亚金矿区。有些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有些则是被强迫。苦力贸易的另外一些目的地包括古巴和秘鲁。尽管苦力贸易是由外国人控制的，使用的是外国船只，而且澳门也不是中国沿海卷入这种人力贸易的唯一港口，但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讨论的那样——个别澳门商人以及作为整体的澳门都从这一贸易中受益。

1883年6月，香港总督宝云爵士应澳门总督罗沙(1883-1886年在任)之邀访问澳门。他通过英国人的眼睛对澳门所作的描述更加珍贵，因为他把澳门与它的更有活力的邻居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他发现，澳门是一幅名副其实的图画，寂静而安详，养活了将近7万人口，主要是华人，但也包括一些混血种族和大约4000个葡萄牙人，他们组成了大约3000名政府官员和驻军。澳门每年可从它的各种政府专营权当中得到大约60万美元(或10万英镑)的收入，与香港的经济活力形成鲜明对照。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宝云对澳门殖民政府的观察。他注意到，澳门地方政府有点类似于英国皇家殖民地政府，隶属于总督和由官员和非官方成员所组成的立法议会。他指出，尽管只有少数葡萄牙人才有资格进入市议会，而且，占压倒性多数的华人(他们贡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却被排除在外，但在这方面澳门依然不同于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也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这就是，它允许自由选举代表，出席里斯本的全国议会。宝云爵士进一步声称，下面的情况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香港强大的英国商人社群有时候拒绝承认他们弱小的澳门葡萄牙邻居们竟然拥有这样的特权，可以把他们的冤屈和愿望直接带到里斯本的全国议会的面前。

并非不带一点夸张——尤其是在谈到澳门的权力滥用和行政不规范的时候——宝云评论道：这个葡萄牙人的前哨为大英帝国的改革充当了一座灯塔，甚或是一个引路人：

阁下想必还记得，亚当·斯密强烈地鼓吹(《国富论》第五卷第7章)允许殖民地的代表进入英国国会。对他的建议和警告的忽视，导致了大英帝国在上个世纪失去它在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而且多半还会导致它接下来失去……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3]

澳门作为殖民地亚洲的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前哨这个主题，我们回头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