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时代旅行家们的记述中，我们知道了一点这座“圣名之城”在它辉煌巅峰时期的巴洛克式的浮华富贵。关于这座移植过来的卢西塔尼亚人的城市，有几件事情让这些观察者大吃一惊，尤其是它引人注目的建筑(无论是军事建筑还是教会建筑)所带来的冲击，它的社会人口统计学格局(无论是葡萄牙人、混血种族，还是华人)，以及由澳门社会各成分所占据的物质的、社会的和职业的特殊位置。

几乎从建城之初，澳门就建起了一座教堂。1588年，耶稣会士们在澳门创建了他们的第一座教区教堂(圣安多尼教堂)。步其后尘的先后有：西班牙的圣奥古斯丁会士(1560)、圣方济各会士(1580)，以及来自马尼拉的多明我会士(1587)。1569年，在主教的庇护下，已经在葡萄牙各殖民地牢固立足的古老慈善机构“仁慈堂”，也在澳门得到了它的一席之地，以帮助——用龙思泰的话说——“那些靠自己卑微的谋生手段不足以维持众多家口生计的人，救济那些卧病在床的、值得尊敬的人士，帮助那些不愿到海外领取救济金的人，以及抚养孤儿和弃婴”[11]。

穿中式服装的澳门西方传教士

澳门的教会不仅在远东培植了天主教的种子，而且留下了属灵的和世俗的遗产。到1569年，随着长崎被当时的大名大村纯忠割让给葡萄牙人，便长期成为日本的一座基督教城市，类似于澳门，而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维持着它自己的仁慈堂和教会。1575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创立了澳门主教座堂，管辖中国、朝鲜和日本。随着澳门主教辖区的建立，澳门教会不仅成了从中国到日本的热情的传教活动的焦点，而且也凭借自己的资质，成了一股与政府平起平坐的势力。

在这一努力中，就像在澳门一样，正是耶稣会士，组成了葡萄牙利益的守护者，抵抗着西班牙的侵蚀。在这一活动的中心，耸立着圣保禄学院。1588年，耶稣会士把使用活字的印刷机引入了远东。从这台印刷机上出来的第一件作品，也是澳门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若奥·博尼法西奥的《基督教青少年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Adolescentiaeque Perfugium，1588)。1589年，也是在澳门，旅行欧洲的日本基督徒用日文撰写、用拉丁文翻译并出版了关于他们传教和旅行的记述：《日本遣欧使团旅行记》(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rebusque in Europa ac toto in itinere animadversis)，对此，或许还可以加上若奥·罗得里格斯的《日语的简单艺术》(Arte da Lingoa de Japao，1620)，这是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本日语语法书。另外，澳门的教会还通过圣保禄学院开拓了澳门的教育事业。这所学校创办于1572年，是那个时代最有名望的机构。1759年，庞巴尔的一纸敕令，强行赶走了耶稣会士，关闭了这所学院。在此之前，几代学生在这里学习了语法、古典文学、道德神学和哲学。

澳门慈善堂(钱纳利画)

马可·德·阿瓦罗也曾指出，1638年，澳门养活了5个教会团体：耶稣会、宣道弟兄会、多明我会、圣奥古斯丁会和圣方济各会。1631年，圣克莱尔修女会也成立了。澳门城本身被分为三个教区：主教座堂区(大堂区)、圣老楞佐堂区(风顺堂区)和圣安多尼堂区[12]。然而在17世纪末，也把宗教冲突带到了澳门城。产生分歧的是所谓的礼仪之争，针锋相对的一方是更适应中国传统的耶稣会士，另一方则是多明我会士和圣方济各会士。直到18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场破坏性的争论蔓延到了议事会。[13]

正如澳门的繁荣随着对日贸易的兴隆而相应扩张一样，澳门城也在按照一座利比里亚人城市的路子改变自己，维持着要塞、教堂和商号。在短时间里，澳门的海岸线在战略上被占据高地的设防教堂所守卫，可以肯定的是，1565年迁到大炮台的耶稣会士为防御体系提供了人手。17世纪的那座有城墙的城市，是被两堵横跨半岛的主墙创造出来的。北墙连接沙梨头炮台与大炮台，再继续延伸，跟圣方济各炮台连在一起。南墙则从烧灰炉炮台开始，向上延伸到主教山炮台，再向下延伸至内港。许多年来，城墙不断被推倒，中国人的定居点最后渗透进了这座基督教城市，而城墙则有效地把这两个社区分隔开来。一些仿古木雕唤起了人们对商业黄金时代澳门市政和建筑辉煌的某些记忆。

正如第2章中所论述过的那样，荷兰人攻打这座城市的一个结果，就是1623年对澳门首任总督的任命。人们把这个角色与里斯本和果阿的权威视为一体，但他也激怒了本地的财阀。荷兰人进攻的另一个结果是，这座城市努力加固它的防御系统。这一努力，始于1617年大炮台的修建。[14]

尽管是第二手的著述，但安东尼奥·博卡罗还是留下了一篇关于澳门社会的珍贵记述，材料都取自官方文献，他在1631年曾是这些文件的保管人。按照博卡罗在1637年出版的那部重要著作中的说法，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大约有850人，其中包括孩子，平均起来，每个家庭有6个奴隶，被认为是“最棒的黑人”。除了民事的和教会的权威(总督和他的军队以及主教)，他还写到了华人基督徒阶层，被称作jurubassas，这是一个马来语名词的音译。还提到了水手、领航员和船长这一阶层，有些人极其富有，他们从事马尼拉、索洛、望加锡和交趾支那的贸易[15]。博卡罗还提供了一份目录，开列了澳门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塞：圣地牙哥炮台、主教山炮台、圣方济各炮台、东望洋炮台、大三巴炮台(在澳门地貌中，这些依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全都由caldeirao税支付费用。他说到了澳门的73门大炮，此外还有布加路在1629年创办的大名鼎鼎的枪械铸造厂，这家工厂生产铁炮和铜炮[16]。同样，葡萄牙的军事力量也可以与它的军事技术优势相媲美。从1612年起，布加路在澳门铸造的枪炮，就像军事技术方面的葡萄牙专家一样，从日本到中国，都非常抢手。

彼得·芒迪对澳门全盛时期的描述，也勾起了人们的回忆。芒迪是1637年7月抵达澳门海域的一支英国船队的代理人，当然不是唯一一个留下了澳门纪闻的访问者，但是，正如查尔斯·博克瑟所评论的那样，他给出了一份更好的对日常生活的记述。例如，芒迪在一段富有启发的评论中提到：“全城只有一个女人出生在葡萄牙，他们的妻子要么是中国人，要么属于之前与葡萄牙人通婚的种族。”在详细描述葡萄牙人社会的时候，芒迪直接观察到了那些富裕的家庭：“很多富人穿着打扮完全是按照葡萄牙的方式”，女人佩戴着珍贵的宝石，(在室内)穿着价值不菲的和服，由女仆或中国佣人伺候。他注意到，这一阶层的另外一些人则披着果阿(或马六甲)式样的披肩，作为户外的行头。他注意到，为了娱乐(除了婚礼等之外)，大约15个人骑马在圣多明各广场赛跑。他亲眼目睹的另一项奇观是“追逐游戏”。参与表演的是两队骑马的人，每一对都有黑奴伺候，一队扮演基督徒的角色，另一队则扮演穆斯林。在圣保禄教堂，芒迪目睹了耶稣会教育节目的成果：其形式是由本城的孩子们参加的各种戏剧表演，甚至包括一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之间的模拟战斗。[17]

澳门南湾(钱纳利画)

民间娱乐活动

据一篇同时代的报道说，1642年，葡萄牙王国复辟的消息，在澳门足足庆祝了两个月(6月和7月)，尽管这个城市的经济正陷入衰退(以对日贸易的终结为标志)。庆祝的形式，采用了演戏、欢宴、钟乐及其他“纯粹的喜庆和欢乐”。庆祝活动还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确认大家对葡萄牙王国政府的忠诚。中国海岸上的这种巴洛克式的盛大场面(类似的场面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见证了广泛的参与，不仅有葡萄牙的官员和平民，还有澳门的各个社群。正如牧师若奥·马克斯·莫雷拉所描述的那样，活动包括一大群音乐家，火炬手，穿着摩尔人的服装、浑身珠宝的官员，穿着绫罗绸缎的中国官员和他们的随从，身着和服的日本乐手和舞女，旁边是挥舞着宝剑给他们加油的地方官，还有衣着华丽的波斯人、荷兰人和德国弓箭手。澳门各教区的牧师们给队伍增添了色彩。一队五颜六色、肩扛步枪的奴隶也是如此，他们由非洲人、孟加拉人、马拉巴尔人、布吉人及其他人列队组成。公牛在街上狂奔，连同斗牛，增添了刺激。[18]

华人的店铺

关于这一时期澳门的华人社会，我们所知不多。在较早的一个时期，福建移民加入了澳门本地的渔民和商人的行列。福建人属于两个家族：曾姓与何姓。总的说来，澳门的华人社群很快就兴盛起来了，尽管在任何时期，其人数都依照葡萄牙当局提供的安全的程度而上下起伏，而且跟中国官员的命令相合拍。在此后几个世纪的不同时期，中国官员目睹了大批的中国人离开这座城市。阿瓦罗曾这样写到1638年的澳门：“这里有一些漂亮的中国店铺，还有大量挨家挨户叫卖衣服和丝绸面料的中国人。”[19]

从一开始，葡萄牙人对古老的中国风俗和习惯就采用了一种完全放任的态度。还有一点也是真的：撇开社区共存不谈，葡萄牙出生的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在商业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往来。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通过婚姻、出身或不改信天主教而是根据血统的事实进入葡萄牙人世界的中国人(如今被称作土生葡人)。然而，从各种材料看，葡萄牙出生的葡萄牙人(男性占压倒性多数)通常与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果阿人以及尤其是在被迫离开日本之后与日本女人姘居，比与中国人姘居的更多。很多来自这一类别的人都是奴隶。事实上，彼得·芒迪在澳门就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人卖儿还债的习俗[20]。尽管有1595年的总督令明文禁止，但拐骗或贩卖中国国内劳工的勾当一直持续到了现代。[21]

很显然，从最早的时候起，葡萄牙人就想方设法要限制试图居住或定居这座城市的华人数量。使出的手段五花八门，或者在夜里把中国人关在城外，或者(像1711年所做的那样)命人捣毁几幢中国人的房子；或者，当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把他们的房子抵押给中国人的时候，则禁止他们这样做。例如，1749年，议事会获得中国官员的同意，只允许70个木匠和砖匠、10个屠夫、4个铁匠以及100个苦力生活在城里。直至1793年，果阿总督才放宽了对出租房屋给中国人的限制。[22]

看戏去(约1910年)(www.daowen.com)

科茨说，对澳门人来说，有一点很快就变得一目了然了：中国人提供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作为佣人、洗衣工、小贩，还是劳工；他们也找到了办法来规避禁止中国人在澳门过夜的规定。华人并非全都是仆役，正如下面所论述的那样，有些华人构成了商业阶层的核心，他们与马尼拉及其他地方做生意。那些为造船提供资金的福建造船商，尤其是如此。[23]

澳门华人社会的活力——在葡萄牙人占领的第二个世纪就发展起来了——被记录在意大利世界旅行家约翰·弗朗西斯·杰梅利的书里。1695年9月9日，澳门半岛在遭受了一次强台风的袭击之后，杰梅利看了“一场按中国人的方式演出的戏”，他写道：

演大戏

戏是在一个小广场的中间演出的，为了他们的娱乐消遣，而以牺牲某些邻居的利益为代价。有一个大舞台，台上容纳了30个人(男演员和女演员)，尽管我一点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说的是官话)，但我理解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他们是用生活和技巧在演戏。部分是念白，部分是唱腔，几件木制和铜制乐器奏出的音乐，和谐地应答着唱者的声音。他们的衣着足够华美，他们的外衣上装饰着经常变化的金银饰品。这场戏持续了10个小时，在摇曳的烛光里结束。[24]

蔡炽昌写道，由于五花八门的居住限制，直至19世纪初，澳门华人才摆脱了祖辈们与中国之间的世系和家族联系，开始重新把他们的人力和资本投向澳门。这一从临时居留地向永久居住地转换，其证据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看出：自1832年起，大市场区的“凉棚”(亦即临时建筑)陆续被重建为永久性建筑。到1860年代，中国商人已经在这一地区站稳了脚跟，正如居住的建筑、寺庙、神殿和福利设施所证明的那样。[25]

正如郑炜明在对氹仔、路环两岛1746-1846年间的华人定居点所作的研究中断定的那样，这两个岛上所发展起来的一种能生存下来的市场经济，牢固地建立在农业剩余生产的基础之上，但也维持了金属制造业，连同小规模的造船厂。与此相匹配的，是建立在堂、关、厂、行基础上的复杂社会的出现。郑炜明通过对清代中文材料和本地文献资料的研究证实，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在这两座岛上，崛起了一个繁荣兴旺的华人社区。到这一阶段，渔业及其关联产业(比如食盐的生产、造船、海洋运输与营销)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26]。正如将在第5章中要论述的那样，在澳门及周边岛屿的华人当中发展出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从这一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业资产阶级的起源。

有一点很清楚，在实践中，澳门华人不得不去适应欧洲的法律观念，以及与中国人的道德和习俗背道而驰的其他东西。与此同时，至少在19世纪初叶之前，葡萄牙当局对中国传统只有过一次让步，这就是允许设立华人法庭，由负责华人事务的检查官主管，并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正如左倩萍所言，这家机构依据华人自己的道德法规，审判华人社群的成员。协助这个法庭的，是一个由华人社群中40位最重要成员所组成的委员会。另外，检查官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像进行人口普查、健康卫生工作之类的政府职能，以及像管制食品、旅馆、赌场、妓院和贫民这样一些影响到华人社群的日常行政职能。[27]

渐渐地，这座城市呈现出了幸存至今的类似形态。在17世纪中叶，城市是围绕中央大街和议事厅前地(两条主街和7条辅街汇聚于此)来组织的。城市建筑的突出特征(今天依然清晰可辨)是环绕教堂和公共建筑的开阔空间。耶稣会士们最早的住处，都是典型中国式的。到16世纪晚期，欧式建筑形式开始出现，与中式的适当空间组织感并存。街道不规则，民用建筑与果阿类似，但细节上被中国的工匠所改变。贵族的宅邸带有花园、庭院和露台。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人的镇区逐渐向妈祖阁扩张。相比之下，大市场区的华人区却反映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通常被砖瓦结构的店铺和民居所占据。从这些互相影响中，产生了东西方建筑形式的综合体。宗教建筑明显受到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启发，直到今天，圣保禄教堂的废墟依然见证着葡萄牙人的折中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的形式和解释。[28]

不消说，葡萄牙人的航运业输给了荷兰人——还有连续不断的海难，其损失有时是天文数字，耗空了金库，把寡妇和孤儿扔给了仁慈堂。作为遗嘱执行人，或者至少是无遗嘱意愿的受托人，这家机构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基金，即使中间有起伏。几乎从它在澳门建立之初，仁慈堂就负责照管一家麻风病院，一家公立医院(圣拉斐尔医院)，以及自1726年起管理一家收留女性孤儿的收容所。瘟疫和流行病总是给这块殖民地造成重创，一直到近代(例如，1862年和1888年爆发的霍乱，以及1897年的黑死病)。与此同时，澳门也在医学领域给中国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从药剂师兼医师托梅·皮雷斯的访问中国，到1805年对种痘的开拓性运用。[29]

澳门地形图

在一个更世俗、但同样持久的层面上，葡萄牙人还给澳门(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国农民的饮食引入了颇有价值的新品种，即甘薯、玉米和花生。

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澳门缓慢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社会后果。1695年，正在澳门访问的意大利人卡勒里就曾注意到：“因为生意冷清，澳门的居民陷入了贫困。如今，他们只剩下5艘船是自己的，他们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辛苦劳作，养活这座城市，他们再也拿不回日本提供的300%的回报了，利润非常微薄。”他还注意到，随着拥有某些垄断特权的东印度公司的开张，个人的利润进一步被挤压了。从他在青洲传教区耶稣会东道主的有利位置上，卡勒里还提供了一份对普通葡萄牙人的珍贵描述。他写道，他们的境况“由于生意冷清而非常可怜，尤其是在更卑微的那类人当中”。从他们典型的衣着上(包括长至脚踝的马裤)，那些葡萄牙男人让他联想到“一群肮脏的狗”。和“穿着体面”、坐着镀金轿子到处溜达的葡萄牙夫人们不同，普通葡萄牙女人的服装，在他看来是“古怪的，整个就是两块布所组成，不用劳驾裁缝、剪刀和针线”。这里提到的，正是彼得·芒迪介绍过的马来—马六甲人典型的围裙和披肩。[3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内贸易所带来的商业活动足以在澳门创造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原始资产阶级。这些人是谁呢？说来他们是一些在18世纪初叶崭露头角的船主冒险家和商船船长。潘日明通过对文献的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最重要的以澳门为基地的商业资本家或港脚商的剪影。1700年代，杰出的商人和船主，包括曼纽尔·法瓦乔和若泽·德·利斯沃亚·德·阿尔梅达。在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占支配地位的是意大利出生的商人、船主兼议事会官员路易斯·桑谢斯·德·卡塞雷斯，以及商人和船主尼古劳·阜姆。潘日明提到了大约20个人的名字，弗兰塞斯科·沙维尔·多特尔、曼纽尔·文森特·罗萨、路易斯·科埃略、若阿金·卡内罗·马沙多·卡斯特罗·布兰科、安东尼奥·若泽·德·甘博亚和安东尼奥·若泽·德·阿布雷乌或许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有些人，比如甘博亚(1754-1796)，以今天澳门的著名街道名字而被人们所铭记。[31]

正如科茨所指出的那样，到18世纪中叶，像彼得·芒迪所描述的那种多种族融合的澳门已经面目全非。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流亡者组成了更高等级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再平等地与葡萄牙人及其他混血种族打成一片，而即使是在这些欧洲流亡者中间，英国人，由于他们的超然物外以及不愿意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超级阶层”[32]。在某种意义上，科茨是在描述这样一个澳门：西方是从表现欧洲商人阶级的萌芽的油画和雕版画中知道了澳门，当对华贸易使这座城市繁荣兴旺的时候，这些欧洲商人把澳门当成自己远离广州的第二故乡。英国流亡艺术家乔治·钱纳利的画作，准确地描绘了这种感觉。

澳门妈祖阁

至少在香港建立科茨所谓的“超级阶层”——钱纳利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逃离英国之前，澳门社会包含了另外两个分离的社会和种族成分。这里说的是孟买的帕西人(他们从1770年代起开始定居澳门)，以及数量远远大得多的穆斯林社群，主要由果阿血统的印度人组成。帕西人作为香港的先驱资本企业家的角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有趣的是，帕西人的考瓦斯吉家族在澳门也赢得了类似的荣誉，尤其是在1836-1861年间经营印度与澳门之间的以家族为基础的航运业务。澳门的帕西人公墓(建于1829年间)，连同白头马路，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所熟悉的澳门地名。[33]

但是，正如帕西人一样，一千余名18世纪末在澳门从事商业活动的穆斯林当中，大多数人都转移到香港去了——尽管这依然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就像那些来自葡属非洲殖民地的人一样，澳门的印度人也多在警察和武装部队中服役。值得注意的是，一支穆斯林警察小分队于1878年抵达澳门。自1851年起，澳门就建起了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幸存下来了的公墓，这证明了这一社群在早期的人口统计学上的重要性。1923年，澳门的穆斯林建立了一个慈善协会，而如今，这一社群只有区区几百人。正如库尼亚所言，这些不同的种族成分在澳门的存在，证明了这一时期葡萄牙各殖民地的种族和宗教的自由得到了确保。[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