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欧洲与中国的经常性贸易闪亮登场。在回应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澳门的繁荣(在对日贸易终结后有过一段长时间的衰落)经历了又一次重要的转变。1635年7月23日，从苏拉特驶来的第一艘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中国，在澳门抛锚。由于担心中国人的反应，澳门当局才勉强准许英国人靠岸。当中国最终以制裁对此作出反应的时候，这种担心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其制裁手段，在澳门的历史上用过不止一次，即封闭关闸。直到1706年底，随着英国与广州开始建立起贸易的纽带，英国商船才开始定期驶进澳门港。另外一次不受欢迎的造访，是乔治·安森的舰队在1742年抵达澳门，并因此预示着新的重商主义时代的破晓。[50]

但在1685年，皇帝颁布了一道谕旨，决定向外国人开放广州港，至少是每年一次。在举办年度贸易集市期间，澳门不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独一无二的中心，葡萄牙人也不再是唯一的中间人。很清楚，这一措施改变了澳门在对华贸易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的条件，尤其是当一些外国公司在沙面岛上修建仓库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1699年，第一家英国人的工厂在广州建成。然而，1688年，中国人在澳门的南湾创办了一座海关(或称“户部”[51])，由一位清朝的官员负责监管。这意味着，在控制外国船只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官方设计中，澳门也注定要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尽管如此，中国当局还是不允许外国人在澳门居住。

到17世纪晚期，随着荷兰与葡萄牙在国内和在对华贸易中的竞争的终结，澳门的葡萄牙人便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与巴达维亚做生意，尤其是在1717-1727年间，当时，清朝禁止对外贸易。这意味着，有利可图的巴达维亚茶叶贸易要改道澳门——至少在中国的平底船贸易恢复之前是这样。[52]

例如，1719年，以澳门为基地的25艘葡萄牙远洋商船一年的贸易额有7-8万克鲁扎多。去一趟望加锡、索洛群岛和帝汶岛的航行，就能带回4000帕塔卡[53]。1725年，对外国人并不格外青睐的雍正皇帝把允许澳门拥有的商船数量限制在25艘。但是，到了1754年，这支船队只剩下7艘商船，几乎入不敷出[54]。这一衰退被正在澳门访问的英国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记录了下来，写在他1727年的一本书里：

广州城

一千个此前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管家当中……留下来的几乎不到50个；40艘商船当中，剩下的不超过5艘。[55]

以澳门为中心的茶叶贸易，越来越有利于英国人，而受损的则是葡萄牙。1742年，曾为葡萄牙商船在澳门的大量出现而大发感慨的英国舰队司令官安森，甚至更震惊于澳门华人的能力：他们有本事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达成“更加可观的贸易”，“用大量的贵重商品、以高昂的价格”换取银币或银条[56]。事实上，由于葡萄牙缺乏资源，澳门如今所依赖的新型商业在范围上并不是跨洲的，而是在亚洲内的。[57]

科茨说，每年夏秋两季，澳门挤满了来自欧洲的游客——包括荷兰人——要么是等候他们的船在氹仔过磅，要么是等待颁发起程通行证。随着对外国人的居住和贸易限制在1760年的放宽，这座城市通过中介而从商业中提取利润。与这种新的体制相一致，澳门成了所有与中国做生意(全都通过广州)的外国人理所当然的住处或中转站。由于欧洲公司不得不在这块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建立总部，这样就给澳门带来了商业利润。用科茨的话说，澳门成了全欧洲在中国的前哨。在每个贸易季结束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和西班牙人纷纷前往澳门，这里绝对是一个世界性的社区，尽管总督和主教给他们设置了一些令人窒息的限制[58]。即便如此，澳门商人还是不得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他们总是容易受到市场的风云莫测和意外事件的影响——尤其是海难，总是被迫调整他们的贸易关联，以回应本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现实。(www.daowen.com)

松山灯塔

澳门港

另有几次值得注意的航行到达澳门港，其中包括法国的船只。1703年2月9日，法国的商船带来了教皇的使节查尔斯·梅拉德·德·图尔农；1787年，又带来了法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拉彼鲁兹。然而，靠港的并不限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到访的也不都是政府性质的船只，尤其是当王国政府对商业的垄断被庞巴尔侯爵废除之后。所谓的“港脚商”——可以把这一术语视为亚洲内贸易的同义语——在起锚前往中国之前，也理所当然地在澳门作中途停留。到1798年，北美船只也加入了英国人、法国人与荷兰人的行列，停靠澳门港。

尽管澳门无法阻止欧洲商人与广州建立直接的商业关系，但他们足够务实，能够充分认识到，在澳门做生意，不能采用一种会危及他们自己与中国人的微妙关系的方式。后来在1760年代以后，当孟加拉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成为一个重要增长点的时候，澳门的商人再一次去了那里，以利用种种的可能性[59]。从1720年前后开始，地方官员对鸦片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报答财政控制之外的某些回扣。不过，到最后，正如第4章中将要讨论的那样，在中英之间逐步升级的冲突中，澳门受到了连累；这些冲突在著名的鸦片战争中达到了顶点。

加尔各答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港脚贸易”几乎成了澳门与加尔各答之间贸易的同义词。葡萄牙人在那里经营香料、棉花和鸦片，对换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例如，1797年，孟加拉和果阿作为澳门商船的主要目的地脱颖而出。在这一冒险中，以澳门为基地的港脚商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携手合作，而不是互相竞争。葡萄牙人也与法国人在印度沿海发展出了密切复杂的贸易联系。1798年，婆罗洲和帝汶岛继印度之后扮演次要的贸易目的地的角色。与此同时，1799年，马六甲、槟榔屿、科伦坡和科罗曼德尔也被添加到这份清单中。然而，到这个世纪末，以澳门为基地的商船只有8-12艘，其中大部分从事与暹罗之间的贸易，一两艘驶往里斯本或巴西[60]。正如徐萨斯所写的那样：“一言以蔽之，澳门的贸易彻底完蛋了。”[61]

1784年，葡萄牙人创立了自己的海关机构，向船只收取碇泊税，对进口商品征收进口税。这一措施在为澳门增加收入的同时，其主要部分却被汇给了葡萄牙政府。澳门海关还监管澳门与巴西之间的直接贸易，另外还利用1810年巴西港口的开放所允许的某些税收豁免，给流亡的葡萄牙宫廷一些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