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市堡书》中所证明的那样，到16世纪最后几个十年，澳门作为外来热带产品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和汇聚点已经脱颖而出，与马六甲海峡并驾齐驱。贸易航行的范围从孟加拉湾的孟加拉、马达班、德林达依和琼卡劳，一直延伸到东部列岛的柬埔寨、巽他群岛、婆罗洲、索洛群岛和帝汶岛。帕坦、暹罗、巽他群岛、索洛群岛和帝汶岛被挑选出来，作为中国专程航行的目标。这些航行全都在澳门为葡萄牙王国政府每年赚到了成千上万的克鲁扎多。[31]

爆竹作坊

然而，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势力也遭遇了欧洲的竞争对手：荷兰和英国。新教在欧洲的兴起，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的溃败，以及荷兰对西班牙统治的成功反抗，全都扮演了它们各自的角色[32]。1601年9月，一支荷兰舰队在冯·尼克将军的率领下，袭击了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群岛的蒂多雷岛上的要塞，结果铩羽而归，之后便出现在澳门海域。进攻澳门失败之后，为了报复，荷兰人便封锁了马六甲海峡，禁止葡萄牙人的商船通行，甚至也不让日本人的大帆船过。在1601、1604和1607年的袭击中被打败之后，1622年6月24日，根据巴达维亚的让·P.科恩总督的命令，荷兰人卷土重来，以三艘军舰的兵力(它们是一支舰队的一部分，这支舰队共有13艘军舰，1300名官兵)，猛烈地攻击已经加固城防的澳门。耶稣会士的火力支援，不仅帮助葡萄牙人赢得了彻底的胜利，而且还得到了中国当局心怀感激的赞扬。[33]

不消说，对日贸易在1639年的终结所导致的新情况，以及争勇好战的荷兰商业力量和海军力量在东方海域的崛起，都需要葡萄牙商人对他们的贸易策略作出某些调整。特别是，1630年代见证了澳门贸易的繁荣兴旺，尤其是与望加锡、马尼拉和越南(东京湾和交趾支那)这三个地区的贸易。可以说，随着日本的大门对葡萄牙的关闭，与南海港口的贸易就显示出了新的重要性。望加锡—弗洛雷斯岛—索洛群岛—帝汶岛这一网络，即使是在来自荷兰人的强大压力下，也成了诸如檀香和香料这样一些赚钱生意的目标。[34]

写到1635年，安东尼奥·博卡罗指出，能赚取巨额利润的从索洛群岛到澳门的檀香贸易非常重要，这一活动涉及把檀香从帝汶岛转运到索洛群岛，常常还涉及与荷兰人之间的武装冲突[35]。同样，这些航行，以及为了100%-150%以上的利润而把这些令人垂涎的檀香木销往中国，都是保留给王室专营的。不仅这些航行是国王的特权，而且对于像供养澳门驻军、筹款修建澳门防御工事这样一些王家国库的开支来说，它们也是至关重要的。议事会还负责把大部分利润投入到养活本城的穷人、寡妇和孤儿上[36]。据葡萄牙海外事务委员会关于与索洛群岛的檀香贸易的报告称：“除了檀香贸易之外，澳门城的居民既无土地可耕，也没有让他们赖以谋生的资源。”[37]

相比之下，去往望加锡的航行，则涉及多产的——尽管看上去不那么赚钱——以香料交换中药和棉布的生意[38]。然而，博克瑟说，在荷兰人于1641年占领马六甲海峡之后，澳门与望加锡之间的贸易增长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威胁到荷兰人对东印度群岛的垄断。[39](www.daowen.com)

据博卡罗说，去交趾支那的航行则是并不怎么关键的活动，主要起到维持耶稣会传教区的作用，尽管有些生意是用布匹交换丝绸、沉香木、伽罗木、安息香和铜[40]。相反，耶稣会士在东京湾的郑氏朝廷和交趾支那的阮氏朝廷的影响力，给这项贸易增加了巨大的推动力，尤其是在白银换丝绸的贸易上。澳门与越南贸易的高峰时期，是在1617-1637年之间的阮福澜治下，当时，大约50-60个澳门家庭获准在世界性通商港口岘港和会安定居[41]。据皮埃尔-伊夫斯·芒古安说，总体来看，澳门与越南的贸易，给澳门-广州-长崎的三边贸易添加了一个平行的补充。只是随着1773年的西山起义和费福港的丢失，澳越贸易才走向衰落。[42]

然而，由于索洛群岛的要塞在1636年遭到围攻，望加锡在1660年代遭到荷兰舰队的悍然袭击，澳门的商人们就只能派出零零星星的商船去帝汶岛，当时那里依然是果阿的天下。澳门一直是与帝汶岛之间的利润丰厚的檀香贸易的主要合作伙伴，至少在1664-1730年间，它被卷入了帝汶人无休无止的国内叛乱。到17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实际上放弃了与帝汶岛之间的檀香、奴隶、马匹和蜂蜜的贸易。[43]

果阿远景

到了17世纪的最后30多年，澳门的商人们被迫到更远的西边、去婆罗洲的马辰和爪哇的巴达维亚做生意[44]。尤其是在1665-1682年间，葡萄牙商人和澳门华商对于把粤东北饶平生产的青花瓷运往巴达维亚的生意特别积极，这项贸易帮助打破了郑氏家族的垄断[45]。1689年，韦以纳总督(1688-1691年在任)得到了果阿的同意，委托一位名叫约瑟夫·皮涅伊罗的澳门富商在马辰港建造一家工厂。在马辰苏丹的同意下，与澳门之间活跃的胡椒粉贸易开始了。但两年之后，随着一次针对葡萄牙人的未遂屠杀而突然终止[46]。这一时期的澳门非常困难，以致不得不向暹罗王国借了13.5万皮阿斯特[47]，这笔债直到1722年才还清。[48]

尽管如此，正如芒古安在评论澳门人在东南亚地区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所言：“他们与东南亚周边国家长期的经济共生，他们对亚洲商业习惯和商业实践的适应，常常让他们成为东南亚的君主们所青睐的合伙人。”正如下面所描述的那样，尽管澳门开拓性的枪械铸造厂只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那些以澳门为基地的商人依然能够(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向亚洲列强提供西方制造的大炮、来复枪和弹药。芒古安声称，这一因素，常常使他们比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有更大的优势，后者走的是同样的亚洲路线，做的是同样的生意。[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