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商人最早向日本供应中国的产品是在1540年代。到下一个十年，葡萄牙已经成为中日贸易(以及泰日贸易)的关键性中介，尤其是当中国朝廷颁布谕旨禁止中国商人直接与日本接触的时候(这一禁令是倭寇在福建沿海活动的结果)。直到1639年，当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的活动——尤其是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大名(即封建领主)——导致激烈反弹的时候，预示了葡萄牙人对日贸易的终结，澳门人(葡萄牙王国政府也是一样)因为对日贸易而繁荣兴旺。而议事会对每艘商船强制征收的一种叫作caldeirao的税赋，使得对日贸易的终结成为可能。

澳门作为东亚支点，或者作为横跨非洲、印度洋海岸、散落各处的香料岛、中国沿海直至日本的葡萄牙海上帝国的一个节点，其重要性在一位匿名官员于1582年撰写的《市堡书》中得到了详细而清楚的论述。这部著作，不仅提供了葡萄牙人在柬埔寨、帕塔尼、暹罗、巽他、婆罗洲、帝汶岛、蒂多雷岛、索洛群岛这样一些地方从事商业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传教活动)以及来往果阿和马六甲这样一些主要设防前哨和贸易中心的证据，而且还预告了澳门城的早期辉煌。[15]

澳门远眺

澳门作为远程贸易的东方支点，其重要性也被1588年1-3月间探访过马六甲海峡的英格兰冒险家拉尔夫·费奇所预告：

当葡萄牙人从澳门去日本的时候，总是携带很多的白绸、黄金、麝香和瓷器，他们从日本只带回白银。他们有大帆船，每年都去那里，再从那里带来60多万银币。所有这些日本银币，再加上他们每年从印度挣到的20多万银币，全都用来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以及其他贵重的东西。当葡萄牙人到中国的广州做买卖的时候，他们只能在那里待上规定的几天。当他们进入城门的时候，必须在一个记录簿上登记他们的姓名，夜里出城的时候，他们必须划掉他们的名字。他们不能在城里过夜，而是必须在城外他们的船上睡觉。他们规定的日子期满的时候，如果他们还留在那里的话，他们就是犯罪，要遭到监禁。[16]

葡萄牙早期与日本的接触，其背后的传教推动力不可小觑，它始于1549年沙勿略抵达鹿儿岛。还有一种情况是：葡萄牙人的航海和商业活动常常与基督教的传播携手并进。索萨写道：葡萄牙人的对日贸易，自16世纪中叶起，就与日本的银、铜和金等大矿床的发现正好同时。16世纪晚期，生丝的供应和金银交换支配着贸易。到1630年，丝绸出口比黄金出口更重要。在澳日贸易的整个时期(1546-1638)，葡萄牙人从日本到广州的白银出口总额是每年12525公斤左右，尽管到最后——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享有特权的葡萄牙人在对日贸易中的地位，因为英国人、荷兰人及西班牙人(范围更小)的到来，而受到了侵蚀。[17]

关于对日贸易，及其对澳门的影响，葡萄牙官方编年史家安东尼奥·博卡罗在1635年写道：

很显然，从这座圣名之城出发的所有航行当中，最主要、最重要的是日本之行。每年有四艘双桅船去那里，满载着各种丝绸，去的时候要花上10-12天，回程需要8-10天。在日本要待上大约一个月，这些商品保准都很畅销。除了丝绸之外，它们还包括很多黄金和中药，所有这些都被换成日本特有的天然金块。此外，我们还出口条例中开列的铜、大量的樟脑，以及很多金漆橱柜。

博卡罗还注意到了投入日本航行的巨额资本，以及给王国政府和航行“所有人”——实际上就是大船长——带来的同样巨大的利润[18]。他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航行产生了11万两白银的毛利，而供应船只、货运和人员薪水的成本则很少。然而，他指出，这样的好运要依靠把船装满、良好的销售业绩以及安全的航道。他的意思是，并非所有的航行都能遇上这样的好运，而另一些人则成了狂风暴雨以及日本当局狂暴敌意和疯狂迫害的牺牲品。

1638年，曾探访问过澳门的意大利游客马可·德·阿瓦罗为我们贡献了一幅完整的图像，描绘了在澳门运转的贸易体系。事实上这一体系是以经过某种修改的形式而存在的，直到鸦片战争时期：(www.daowen.com)

中国官员对每一艘船向船长征收碇泊税，而商人们除了船上的货物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交。这座城市里不生产任何制成品或纺织品，这些航行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都要乘坐小舢板或其他船只去广州购买。为了这个目的，那里每年要举办两次大的集市。在集市季节，人们就会委派几个澳门商人去广州买东西(既为他们自己买，也为别人买)，并及时订购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在下一次集市上交货。这些人在广州待的时间，有时候长达四五个月。……当葡萄牙人到达广州城外的海域时，他们便把他们巨大的货运驳船牢牢地固定在正对着广州城的一个江心小岛上。那里有一座漂亮的大宝塔和一所中学，他们从那里动身去找总督，在他不在的时候，主事者依照古老的习惯，带给他一份礼物，从不少于4000个金币，有时候甚至更多。这只是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许可，获得许可之后，他们会预付给商人们一笔钱，好让他们能够准备纺织工、织布机及其他设备。以这种方式，他们按照自己的需求量订购货物。这样订下合同之后，他们再一次请求获得开办集市的许可，这同样需要再行奉送一份价值相当的礼物。

来自澳门的大船

阿瓦罗继续写道：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为了在起程之前获得至关重要的总督官印，还需要孝敬8000个金币，这还不包括在石岐镇贿赂官员的钱。[19]

写到对日贸易，阿瓦罗补充道：前往日本的航行，只有那些议事会推荐的人才能从事，他们的名字被张榜公布，贴在一些主要的街角上。他指出，这样的航行，在1630年之前，任何个人都不得从事，只能由澳门议事会进行。航行所带来的利润则被用作维持驻军和要塞之需，以及用于其他开支。然而，当一位名叫洛佩斯·卡梅因特·卡拉瓦罗的贵族获得了从果阿航行日本和马尼拉的垄断权的时候，议事会也就失去了它的主要收入来源，利润流向了王国政府。[20]

关于对日贸易的经典记述，是查尔斯·博克瑟的专著《来自澳门的大船》。故事从果阿开始，博克瑟叙述了下面的格局。每年的4、5月份，大帆船——比在印度修造的船更好，可以装载1000吨以上的货物离开果阿，满载着布料、棉花、玻璃器皿、时钟和葡萄酒。如果船像往常一样进入马六甲海峡，就会把部分货物交换成香料。抵达澳门之后，通常要在这里逗留10-12个月，因为令人垂涎的中国丝绸只能在广州每半年一次(1月或6月)的集市上才能买到。大帆船在下一年有点季候风的7月前后起程前往日本，航程要花上12-30天。从1571年起，长崎(如今已经成了一座事实上的耶稣会士之城)是唯一的停靠港。回程在10月份当东北季候风开始的时候动身，每次都满载着白银，在3月份到达澳门。在澳门，大多数银子被卸下来，用于购买下一年的货物——丝绸。然后装载黄金、丝绸和布匹，返回果阿。假定一趟航行要花3年时间完成，航行日本的大船长们通常有2年(有时候甚至是3年)的时间在中国海域[21]。对此，还可以添加上葡萄牙政府管理的互补性的暹罗航行(尤其是在1580年代)，这条航线把暹罗的商品从大城经由马六甲海峡运往日本。[22]

博克瑟写到1620年代时说，尽管澳日贸易的活动范围正逐渐改变，葡萄牙人越来越依赖中国和日本的富商为他们提供资本，但它依然是风雨飘摇的葡属亚洲帝国巨额利润的来源。特别是在荷兰人阻断了通往果阿的航线之后的那段时期，对日贸易(九州的商号使之成为可能)维持了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商业份额。从日本的观点看，来自澳门的大船，及其装载的令人垂涎三尺的中国丝绸，是这一时期日本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单一因素[23]。从1587年颁布第一道驱逐传教士的诏令(这导致葡萄牙人失去了对长崎的控制)以及1614年颁布禁止基督教的法令开始，葡萄牙人的对日贸易(通过长崎)越来越受到限制。1636年，日本人把葡萄牙人赶到了较次要的贸易港口：出岛。宽容，在1638-1639年间戏剧性地结束了。当时，德川幕府以血腥手段推行他们的闭关政策，迫害基督教皈依者。然而，到这一时期，葡萄牙人的垄断地位已经受到了日本商人、荷兰人，尤其是中国人的侵蚀。撇开某些开端不谈，葡萄牙人再也没有回来过。5年后，荷兰人对葡萄牙商业的侵扰，导致了对马六甲海峡的占领。

在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环境下，对日贸易的损失，对于那些以澳门为基地在南海中国运作的商人们来说，并不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据苏布拉马尼亚姆说，是1640年代损失惨重的饥荒，连同明清之交的改朝换代，导致中国东南地区的国内市场变得很不稳定。事实上，在澳门内部，逃避清军的难民潮水般地涌入这座城市，致使资源变得紧张。苏布拉马尼亚姆指出，颠覆地区贸易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郑氏家族的崛起。特别是1661年，郑成功(他自称明朝的忠臣、指挥着一支庞大的舰队)把荷兰人赶出了他们在台湾的热兰遮要塞。只有当中国东南地区的和平得以恢复，荷兰人被赶走，澳门的贸易才能繁荣兴旺。[24]

然而，随着郑氏家族在1660年代的衰落，葡萄牙人不得不放弃他们想让明朝东山再起的希望，而是寄希望于与清朝的外交。这些年里，他们派出了两个使团前往大清的朝廷。第一个使团由曼努埃尔·德·萨尔达尼亚率领(1667-1670)，第二个由本托·佩雷拉·德·法里亚率领(1678)。据苏布拉马尼亚姆说，这两个使团的目的，不仅是要维护澳门的特权，而且还要确保让1666-1668年间的荷兰使团无功而返。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与柬埔寨、越南和暹罗的外交，澳门的葡萄牙人享有与果阿程度相等的自治。[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