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最初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偏僻渔村，作为葡萄牙人在通向中国广东省香山地区的那个狭窄地峡上的一块永久居留地(广东话称Ou Mun，普通话是Aomen)，则始于1550年代。这是葡萄牙商船第一次到达中国海岸并开始贸易活动的大约20年之后，而距离明朝放弃在郑和领导下的海上冒险，也才只有100年。

在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印度果阿地区一年之后，葡萄牙人征服了马六甲海峡，打败了它的穆斯林霸主。由此开始，葡萄牙人的势力向东推进到了帝汶岛和摩鹿加群岛，向北推进到了中国沿海。1514年，第一个经由海路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欧维士，在澳门附近一个被称作“屯门”的地方上岸。次年，一个在葡萄牙效力的意大利人拉法

葡萄牙殖民先驱阿尔布克尔克尔·佩雷斯特罗步其后尘而至。1517年9月，一支由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出现在广州海外，带来了葡萄牙的曼努埃尔国王的一个使团。这个先遣使团由托梅·皮雷斯领头，留下了一笔善意的遗产，并导致伊比利亚民族与中国之间最早的直接贸易接触。然而，一支由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所率领的舰队(以反复无常地使用武力为特征)所进行的穷追不舍的访问，却导致了1520年中国对外国人的驱逐，对违抗禁令的葡萄牙人的关押，以及贸易联系的切断。一点儿也不奇怪，皮雷斯率领的使团在1520年5月北上京师，结果铩羽而归。张天泽指出，明朝政府无疑对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颇感不快，认为那里是他们从前的诸侯国之一。[2]

然而，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却在澳门西南的上川岛和浙江沿海的宁波成功地建立了两个次要的贸易港口。1542年，葡萄牙的冒险家们发现了日本，他们在马六甲的时候已经通过那些驶过南中国海的日本人的红印商船知道了日本。这样的遭遇，增加了在中国沿海建立贸易基地的推动力。当马六甲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在1553年后变得规律化的时候，葡萄牙人便加速了他们在珠江口那些迷宫似的岛屿间搜寻一块基地的工作。在这项活动上，他们被传教士们抢先了一步，其中就有沙勿略。

东方基督教先驱沙勿略

据张天泽说，1542年，浪白澳岛(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澳门以西约40公里)成了葡萄牙走私贩子们的集合地，到1560年，吸引了大约500至600名葡萄牙人。早在1535年，明朝政府就在澳门建造了一座海关署，1554年又迁到了浪白澳[3]。从那一年起，浪白澳就成了年度集市的场所。葡萄牙人在这个集市上购买丝绸，作为他们对日贸易的一个重要元素。同年，葡萄牙人还得到了明朝政府的许可，可以到广州从事商业活动。1553年，航行日本的指挥官莱昂内尔·德·索萨与中国当局就这一地区的永久性交易地点达成了一项协议。然而，直到4年之后，也就是1557年，葡萄牙人才被允许在澳门永久居住。有一个传说(而不是历史)，说在这个节骨眼上，葡萄牙桂冠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旧译贾梅士)就在澳门。

可以肯定，这是从最早出版的关于葡萄牙人在中国存在的记述中得知的。这篇记述就是耶稣会神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所撰写的、1614年出版于里斯本的《远游记》(Perigrina am)。平托的这本书详细记述了他于1542年的日本(种子岛)之行，以及在1555年回到上川——澳门附近的一个小岛，1552年沙勿略在上川去世。平托令人动容地写到了岛上的百姓为这位东方的基督教先驱举行的宗教仪式。1549年，平托曾陪伴沙勿略去日本。他写道：

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了上川岛，日落时分抵达了距离北岸6里格[4]处的另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名叫浪白澳，葡萄牙人就是从这个地方与中国人做生意，直到1557年，在商人们的请求下，中国官员才把澳门港给了我们，如今我们继续在澳门做生意。那里从前荒芜人烟，我们向那里大量移民，如今可以找到价值三四千达克特[5]的建筑，连同一座教堂、一位牧师和受俸教士。更有甚者，这块殖民地还养着它自己的总督、审计官和法官，而且，或许可以补充一句，所有人都安全地生活着，就好像生活在葡萄牙最太平的地区一样。

很多人对平托的《远游记》持怀疑态度，这是不无道理的，而上面的记述，是出版物中最早提到澳门的创建日期及其名字的。更可疑的是，平托描述了1544年中国人对葡萄牙人两年前在宁波建立的补给港口和殖民地的破坏，它们的繁荣也源自对日贸易，它们的制度也源于并类似于澳门所建立的制度[6]。如果的确发生过这样的挫折，那么，葡萄牙人活动集中在澳门—广东地区的说法也就变得看上去更有道理了。

葡萄牙人在这个半岛上的第一个永久性居留地位于港口附近。起初，葡萄牙人占据的这块领地一直推到了香山半岛，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边界。1573年，随着一座中国海关在香山的永久建立，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它不仅限制了葡萄牙人对这块地峡及周围小岛的影响力的范围，而且还行使了对殖民地供应的控制权。后来的1590年，中国在南湾建立了一座海关，面朝内港，并颁布了法律，此外还调整策略，允许日本人入城，并订立了建筑规章。徐萨斯在这些措施中看到了情况的重大变化。当初，葡萄牙人无须缴纳地租，殖民地不依赖中国及其官员也能生存，而1573年的情况是：必须向皇帝的国库缴纳岁贡，而这笔钱起初只不过是一笔贿赂。怀着对龙思泰的敬意，徐萨斯慷慨激昂地声称，把这叫作贡赋，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贬低这块居留地的身份。[7]

葡萄牙人成功地从明朝政府那里获得许可，在澳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通商港口，并建立管理内部事务的政府，这无疑要归功于贿赂并迎合中国地方官员的策略。张天泽发现，对葡萄牙人存在的这样一种默许，还要归功于传统。这里提到的是14世纪所开创的先例，正如阿拉伯旅行者伊本·巴图塔曾亲眼目睹过的那样：在广州，有一个繁荣兴旺的穆斯林区，除了清真寺和市场之外，还有自己的法官和教长。但是，他继续说道，中国人“如今认识到了，明智的做法是，让外国商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而不是让他们来广州港”[8]。(www.daowen.com)

妈阁庙

所有这些并非在暗示：澳门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是一块“无主之地”。这一地区最早的居民，大概是在13世纪的南宋时期到达的。然而，正是福佬船民，以他们在14世纪的到来，给澳门港增添了商业活动的元素。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门的时候，乃至在此之前的某个时期，这里就已经建立起了三个中国人的小村：望厦、沙梨头和妈阁，连同妈阁庙和观音庙，至今依然是澳门中国文化宗教景观的特征。

地方官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默许外国人的这一方便贸易之举，对这个问题作出判定，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事实上，除了葡萄牙人定居澳门的实际日期这个问题之外，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葡萄牙人究竟凭什么占有澳门。例如，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尤塞利斯就考虑了三个论点：第一，葡萄牙人凭借征服占有了澳门；第二，它是作为葡萄牙人为中国政府效劳而得到的回报；第三，它是作为“皇恩浩荡”的结果而被占有[9]。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进入了19世纪中叶主权之争的核心，当时，所有这些考虑都被重新考量了，爬梳历史和文献材料成了急时抱佛脚之举。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心是葡萄牙人向中国皇帝缴纳地租的行为。几乎从葡萄牙人定居澳门伊始，他们就不得不对付中国官员的权力。1573年初——这一年，中国人修建了关闸，从而第一次划定了这一地区的边界——缴纳地租的制度就发展起来了，并不是出自任何正式的条约，而是根据地方当局的调解。有些葡萄牙作者认为，澳门葡属殖民地的宪法基础，取决于地租和租借期的存在[10]，尽管有这种观点，但租借本身也是有条件的。关闸并不是皇帝插手澳门事务的唯一实例。到17世纪下半叶的时候，缴纳岁贡的负担，让议事会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尤塞利斯总结道，朝廷决不放弃它在澳门的权利。葡萄牙人向地方当局缴纳地租，而地方官无疑向朝廷隐瞒了这个事实，葡萄牙人守在他们的位置上，任由地方当局处置。同时，葡萄牙人还维持着某种司法权力，这样做所凭借的，并不是权利，而是地方当局的许可。通过行贿，葡萄牙人得以能够把他们的临时逗留，转变成永久性的居留地位，正在萌芽的对日贸易(它对本地商人和地方官员都同样大有好处)，使这一居留地位得到了巩固。在尤塞利斯看来，有一点很清楚：葡萄牙人在定居澳门的早些年并没有得到皇帝的恩准或担保，即使他们通过了各种各样至关重要的认可测试。[11]

研究葡萄牙与明朝关系的重要学者霍启昌也指出，广东地方官员的默许(作为对贿赂的回报)，为澳门作为一个每逢交易季节便搭起帐篷的临时交易场所，以及后来作为葡萄牙人的永久性居留地，提供了方便。他写道——引用1553年的中文材料——葡萄牙人每年缴纳两万金，以方便他们在澳门的贸易活动。那一时期的官员奏折(明代最早对澳门的记述是庞尚鹏于1563年的一篇奏疏)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葡萄牙人的动机恐怕不仅仅是贸易；同时还说到了人们的普遍忧惧：经香山到广州的南路容易遭到日本海盗(倭寇)及其他私商的劫掠。正如庞尚鹏的奏疏所透露的那样，忧惧还源自于澳门外国殖民地的迅猛发展——仅仅在永久殖民20年之后，那里便达到了一千多户，有上万外国人存在。[12]

关闸

霍启昌指出，葡萄牙人只是逐步地在澳门成功获得了立足之地，中国人的担心也只是逐步地开始减少，因为他们想利用澳门的贸易使自己变得更强大。除了通过修建要塞来巩固阵地并在别的方面强化自己的战略防御之外，葡萄牙人还留心驯化日本的倭寇，雇佣他们做自己的扈从。霍启昌所读到的中文材料证实了西方人的记述所持有的观点：葡萄牙人仅仅是在1564年4月22日帮助镇压了潮州拓林港海防军兵变之后，才通过了认可测试。正如中国指挥官所承认的那样，来自澳门的葡萄牙船队帮助消除了这场危机。不过，正如霍启昌所揭示的那样，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在明代官员当中，在那些把洋人视为毒瘤的人之间，就一直是一个激烈争论的主题。1614年甚至在中央政府一级获得了支配地位的观点是，澳门人的贸易(对海盗的镇压就更不用说了)所带给中国的，利多于弊。由于缺乏坚定的中央政策，在明代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任由地方官员用他们自己的办法来适应葡萄牙人的贸易需要。然而，霍启昌认为，在达致这一程式的过程中，葡萄牙人从来没有被承认是明朝的属臣，大明天子也没有召见过任何葡萄牙人，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没有向北京进献过任何贡品。因此，他们依然留在中国正式的藩属关系体系之外。[13]

葡萄牙人的大船来了

1630年，贡萨罗·特谢拉和400名葡萄牙人在澳门被征入伍，由大明朝廷支付费用，帮助对付长城一带的清军。然而，特谢拉团伙的主力却由于广州商人的反对和阴谋而被阻在了广西。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菲茨杰拉德把此事看作是北京与广州之间利益分歧的典型案例。广州商人在与澳门葡萄牙人的贸易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担心，倘若皇帝在其他地方授予葡萄牙人以特权的话，就会失去他们的垄断。在1644年北京陷落(以及1650年对广州的血腥围攻)之后，南明的皇帝再一次向葡萄牙人求助，最终的征服者——清朝——没有忘记这层关系[14]。事实上，几年后，为了安抚葡萄牙人，清朝提出了暂免令人头痛的地租。此事发生在1651年，一共免了三年的地租。当时，澳门承认了清朝的权威。由于某些顺从的行为，清政府先后于1714年和1718年再一次暂免了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