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实用主义

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以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在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近七八十年内都是美国哲学的主流。它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资产阶级对企业冒险、投机、成功、效果的颂扬和要求，它充分表现了美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家企业竞争、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的权力崇拜。

罗素曾经说过，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与美国工商业时代和集体的大规模的企业要求相符合的”。而杜威死不承认，他反驳道，“罗素把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与美国工商业的令人厌恶的方面相联系，其不通正如我把他的哲学与英国地主贵族的利益相联系”^[14]。足见他是极不愿意揭穿他的哲学理论的社会根源的。

现代实用主义者首先持方法至上论。詹姆斯常常强调实用主义是一个方法。杜威嘲笑认识论的研究没有意义。他说，近代科学高度发展，已成事实，而哲学家们还在那里呆问“科学知识何以可能？”岂不可笑。因此他主张应该把认识论变成寻求知识和促进科学的方法论。胡适也曾大谈：“实验主义者千言万语都在教人一个方法。”他们这种离开立场和观点而孤立片面地谈方法，显然是有意掩盖其反动立场和唯心观点的。然而尽管他们表面上好象偏重方法，实际上他们的方法不但是不科学的，反辩证法的，而且也是与诡辩有联系并导向诡辩的。

说句公道话，詹姆斯和杜威在著作里或者在论辩时，还不是显明地在进行诡辩。尽管他们的实用主义与希腊的智者派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我们还不应给他们扣上诡辩派的帽子。不过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有可以导致诡辩论的倾向。

詹姆斯用词很不审慎，词语的意义规定欠清楚，常常引起混乱，使读者迷惑。譬如，他就常滥用“假设“一词，他认为上帝是一种假设，业已证实的真理也是假设。这样滥用名词最易使思想混乱，导致诡辩。

詹姆斯在方法论上最注重直觉，在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中，他最推崇直觉主义者柏格森。他的同事桑提耶纳在《学派的各种风向》（The Winds of Doctrine）一书中说：“詹姆斯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很象一位诗人。”这句话本意是在恭维他，然而却揭穿了他的非科学的神秘本质。詹姆斯最反对黑格尔，用了很大力量与黑格尔主义作斗争。他也曾表示过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赞赏，不过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洞见”和“印象”来赞赏。他说：“黑格尔能把自己放在变动不息的宇宙中而得到一个活的印象。”^[15]这充分表明詹姆斯直觉化、神秘化黑格尔的辩证法。

杜威虽然大肆宣扬“实验方法”、“实验逻辑”，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创立或运用什么科学方法或实验方法。记得在美国哲学界庆祝杜威七十诞辰的哲学讨论会上，杜威的老同事、哥伦比亚大学乌德布里几（Woodbridge）教授批评他说：“杜威虽然高谈实验方法，然而他的著作却不是根据实验的成果报告写成，事实上他仍然采用了辩证法。”杜威也只好承认道：“没有人可以著关于哲学的书而不运用辩证法的。”^[16]既然揭穿了杜威实验方法的老底，不能再吹嘘“实验方法”，于是便只好打出“辩证法的招牌”。然而杜威只是庸俗化黑格尔的辩证法，多少从心理学、生物学方面采纳了一点发生方法和比较方法。有时他也试图在对立面中寻求其共同之点，但看不出有什么对立统一和矛盾发展。譬如杜威在《确定的寻求》一书中，试图综合理性派和经验派，认为他们尽管互相对立，然而两派的共同之点在于轻视行动，企图“寻求确定不移的真理”。他这种说法是根据他自己所谓以行动为中心的哲学原则的，足见他的“行动”既不是理性派与经验派的对立统一，也不是从两派中吸取教训，为这两派矛盾发展的成果。

此外，杜威早就提出著名的所谓思维的五步，其中第一步，叫做“困难的发生”或“有问题的情境”，多少有一些“矛盾的发生”的意思，其中第三步，“假设的提出”，多少近似提出解决矛盾的设想或方案，以解决当前发生的实际困难。但辩证法在这里已经庸俗化了，受到很大的歪曲，根本失掉其逻辑发展的意义，因为这里所谓“假设”并不是从前面所谓“困难”，“有问题的情境”或矛盾中内在辩证发展而出的，而是出于实验者的主观揣测、尝试，或从外在的偶然碰巧遇到的情况出发的。

如果说，诡辩方法在詹姆斯、杜威那里还不是显明的话，那么在中国的实用主义代表胡适那里却占了显著的地位。胡适作为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当时是起过一些作用的。这里仅就胡适某些接近诡辩和折衷的言论作为例证，说明实用主义是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之一。

胡适为了适合个人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利益，经常为互相矛盾的说法辩护。譬如：当五四运动初期，启蒙思想高涨的时候，他就主张“孔家店应打倒”，因为孔子的学说维护吃人的礼教，阻碍进步。但是后来蒋家王朝提倡文化复古期间，他又写了一本《说儒》的册子，称赞孔子有“存疑的理性主义”，歌颂“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仁以为己任”的新教义，说孔子“做了那中兴的儒者的不祧的宗主，成了外邦人的光”。时而提出一些片面理由，攻击孔子，时而又找出另外一些片面理由，赞美孔子，说不出思想变化发展的过程，只是适应个人当前的利益，适应当时环境的需要。这是实用主义的特色，也是折衷或诡辩的特色。

又如，胡适为了适应半殖民地社会，贬低民族文化，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需要，他一面宣称：“东方的精神文明应该打倒。”因为算命、扶乩、缠脚、讨小老婆、打麻将牌等都是东方的精神文明，所以应打倒。同时另一方面，他又说：“西方的精神文明应该提倡。”^[17]因为汽车、轮船、机器都是西方的精神文明，所以应提倡。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理，实际上是对于“精神文明”一概念没有下确定的定义来进行诡辩。他在“东方精神文明”概念里只片面挑选出一些落后的东西，因而说要打倒；在“西方精神文明”概念中又只提出科学技术或一般叫做“物质文明”等先进的东西，因而说要提倡，而对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有意省略不提。结果对于东西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并未实事求是地、历史地比较论别，深入地进行理论探讨，只是故意歪曲“精神文明”这个名词进行诡辩。其前提都是未经批判的、片面的、没有明确下定义的概念。

胡适对于哲学也有其正相反对的看法。当他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想当哲学家的时候，他宣称：“哲学前途有无限光明。”因为中国系哲学与西洋系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哲学”。但是当他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潮高涨，他自己的哲学业已破产，为了骗取青年不被马克思主义“牵着鼻子走”，以便把青年带向历史考证的故纸堆中的时候，他又大叫“哲学无用”，“哲学要关门”，“哲学是坏的科学”（他甚至还有过取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考虑）。他在学术思想上的主张常常前后判若两人，动辄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不求矛盾的解除，而全凭诡辩或折衷于两种根本相反的说法来适应自己当时的不同需要。

胡适曾利用诡辩否认中国有军阀，并替军阀开脱。在军阀内战时期，当时有人曾写公开信问胡适何以不把军阀列入“五大仇敌”之一，因为“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胡适用歪曲字义的手法诡辩道：“其实中国哪有军‘阀’可说？只有军人跋扈而已。”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没有象德国的容克世家和日本的德川幕府那样的世袭军阀。他以此来为他关于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南北军阀不是打倒的对象的结论作诡辩，以便替当时的北洋军阀开脱。

胡适还进一步从极其荒谬的前提出发，歪曲扰乱和扰乱的产物等名词的意义进行诡辩，借以为军阀开脱而打击当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他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长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18]对方所反对的军阀，是指军阀机构、包括替军阀搜括民财的官吏和依附军阀的文人政客在内。胡适把军阀与依附军阀的文人政客割裂开，把全部扰乱之罪转嫁于依附军阀的文人政客身上，反而认“军阀为扰乱之产物”，显然是利用“军阀”二字的歧义来替军阀辩护，而且军阀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胡适利用诡辩来替军阀开脱，实即替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辩护，而恶毒攻击当时的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说他们也是造成扰乱的“长衫朋友”。

请再看胡适如何明目张胆地用诡辩来替帝国主义辩护。他说：“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他的问题实无异于说：“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害帝国主义？”换个例子，他的问题无异于问：“强盗为什么不抢窃强盗？”他的结论实质是：“今强盗既不抢窃强盗，所以强盗就不是强盗，他也不抢窃老百性，老百姓之被抢窃是由于自己活该。”由此足见，胡适这里是利用诡辩来反对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胡适就是这样通过诡辩来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

综上所述，现代实用主义继承了古代实用主义、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衣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为帝国主义作辩护。就这方面来说，现代实用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是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哲学上的反映，它和现代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一样，都有其共同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由于实用主义在任何时期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对于可以导致折衷、诡辩的各种形式的实用主义提高警惕，揭穿它们的诡辩伎俩，并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它们进行认真的批判，这样才能不致受骗上当，从而在思想战线上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www.daowen.com)

[1]本文原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3期。

[2]《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86页。

[3]参看柏拉图《国家篇》，第一章，斯特芬本，第338—343页。

[4]参阅拍拉图《高尔吉亚篇》，斯特芬本，第483—484页。

[5]《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6]《高尔吉亚篇》，第484页。

[7]《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8页。

[8]同上书，第112页。

[9]参看柏拉图对话《优特得摩斯篇》，斯特芬本，第276页。

[10]参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4—125页。

[11]《小逻辑》，第108节附释。参阅《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7页。

[12]参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122页。

[13]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7页。

[14]罗素：《西方哲学史》，1946年伦敦版，第854—855页。

[15]《一个多元的宇宙》，1909年第1版，第87页。

[16]见《美国哲学杂志》，1930年1月。

[17]胡适：“论东方与西方文化”，见英文《人类往何处去》一书。

[18]胡适：“我们走哪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