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格尔学派的分裂

黑格尔哲学系统与方法的矛盾具体表现在黑格尔派分裂为黑格尔右派（亨利克思、伽布勒、歌歇尔等）与黑格尔左派或青年黑格尔派上面。这个分裂反映着德国资产阶级内部政治上分化成保守和激进的倾向。黑格尔右派抱住黑格尔保守的体系，想从里面作出反动结论来，如承认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是有人格的存在，灵魂不灭等，以维护宗教和普鲁士的君主政治。黑格尔右派在哲学上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保守集团的政治要求，是现存制度的热烈拥护者。

另一方面，在德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增长，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主义派的壮大，革命事件的酝酿的影响下，有其反封建、反现存制度的代言人。青年黑格尔派就在哲学上反映了这一趋向的政治要求。恩格斯写道：“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最完善的政体时……他就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所未闻的大胆的政治原则。”^[1]

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的联系，大致如此。

但是他们的进步性是不够彻底的。他们只反映了1848年革命前夕进步资产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对于1848年的革命运动他们没有参加。因而自1848年以后，他们在哲学上的活跃性也就降低了。

他们政治上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在哲学上表现在：第一，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虽然他们已喊出批判黑格尔的口号），他们还跟随黑格尔把一切现实世界看成是自我意识的产物。第二，他们以理智的超出群众自豪，以贵族式的轻蔑态度对待人民，并从唯心论观点努力证明历史的进程依赖于“有批判的思维”的个人。

他们的进步意义和主要贡献表现在他们对于宗教的批判上面。(www.daowen.com)

施特劳斯（1808—l874）在1835年发表《耶稣评传》，从左面去发挥黑格尔的宗教思想，第一次引起黑格尔学派的分裂。他指出《圣经》中关于耶稣的许多奇迹的故事都不是真实的事实——心理上、物理上不可能的事实——而是神话，这些神话是由于作者受传统教会、宗教情绪的感动，在不自觉的过程中编造出来借以象征地表达多数信徒所感觉到的宗教情绪。这就肯定了一个客观的“实体”（是在下意识状态中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宗教情绪和神话的来源。这书的出版，使得他失掉了图宾根大学的讲师位置。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于四五年之后，写了三卷书批判施特劳斯，主要反对他关于神话的假定，认为说神话起源于受教会精神的感动，不自觉地产生出来的象征过程，实无异于旧的“灵感说”。他指出圣经故事是有意识的有实际用意的产物，是有目的的捏造。这些故事的来源虽说是虚构的，但也足以供给我们一些历史的报道。因为通过这些艺术的［人为的］作品，我们可以得知那个时代的状况。这书的出版又使得他失掉了波恩大学讲师的地位。布鲁诺·鲍威尔所强调的是自我意识的作用。他和施特劳斯虽都属于黑格尔左派，都受到反动派的迫害，但他们对神话、圣经故事的解释都持着对立的学说，而且这不仅是宗教思想上的对立，还包含着在世界观方面，不自觉的精神“实体”还是自觉的“自我意识”是主导力量的问题。

爱德加·鲍威尔（1820—1886）的宗教和政治思想更为激进，他更强调自我意识，从消极、否定方面去发挥辩证法的作用。他曾参加政治革命工作，坐过监狱，被迫逃往英国避难。他是君主立宪制的敌人。他反对任何国家，只要那种国家还给宗教保留有地位。如果没有无宗教的国家，那么他就根本反对国家的存在。他强调人不复是“政治动物”、“顺民”，而乃是社会中一个自由份子、个人。不要国王，不要婚姻，无私有财产，无民族，也无民族特殊性，无任何道德的束缚。

他和布鲁诺·鲍威尔的见解基本上相同。由批判宗教、批判政治进而持“纯批判”主义，批判一切，为批判而批判。他把辩证法作为无条件无目的地否定一切的工具。他所肯定的“自我意识”是一种“自我神圣化”的否定一切、轻蔑一切的“自我”，“自由人”。他说，自由人必不能假定任何东西有绝对价值。我们肯定一个东西，是为了否定它。自由人甚至不能绝对肯定无神论。一个东西一经被承认便停止其为真理。他提出“打倒公式”的口号。他撰写文章，但他认为一个著作受到群众的欢迎，是最坏不过之事。这充分表示出他轻视群众、人民的高傲态度。他喜欢以主观上否定一切，摧毁一切的境界或情绪自慰、自己欣赏。他写了许多册书谈法国革命，以“内心的贫乏招致毁灭”来说明历史事变所遭受的失败。他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矛盾”解释成“内在贫乏”，完全抹煞了否定中包含肯定的积极意义。他这种主观唯心论，注重孤立的“自我意识”、“自由人”、纯批判主义的思想，在1848年革命以前，于摧毁旧社会制度、旧权威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经过1848年革命之后就被抛掷在后面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特别在《神圣家族》［这书名应理解为“自以为神圣的鲍威尔弟兄的家族”］里，对他们作了尖锐而严肃的批判。

最后斯蒂纳（1806—1856）于1845年出版了《自我和他的特性》一书，给鲍威尔兄弟的至高无上的“自我意识”戴上一顶至高无上的“自我”的帽子，成为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好多东西）”^[2]。 在这书里，斯蒂纳倒反而指责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宗教气味太浓厚了。他认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人”还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是正统宗教中上帝的鬼影，他们都忘记了“个人”才是主要的东西。只有“自我”才是真实的。崇拜理想，尊崇任何一种社会都是宗教性的。这种肯定孤立的个人的绝对权利的思想当然会导致无政府主义。

总括几句：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是在批判宗教。马克思说：“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所以他们的宗教批判直接间接影响政治，并为1848年以后的地上（现世）的法律、政治的批判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是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的。不过他们不唯没有对黑格尔的唯心论作深刻意义的批判，反而陷于主观唯心论。他们轻蔑群众的极端个人主义及其无政府主义倾向，反映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时，也可说是曾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到1843年后，很快就和他们分手并展开了对他们的唯心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无情的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