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补充说过，还有一些情况是，他们的无知是与回避付出努力同时存在的。这些情况被莱维·布律尔先生归结到“忘恩负义的病患者”这一标题下。曾经接受过欧洲医生医治的原始人类对这些医生们不存任何感激之情。不，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现，他们甚至还要向医生们索要报酬，好像他们成了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人员了。但是，对于这些原始部落群体的人们来说，他们不懂得医学科学的概念，他们不知道这是一门与艺术相结合的科学。而且，他们只看到，医生远远不是始终给患者看病。因而，他们最终认为，他们付出了时间和麻烦，他们怎能不认为医生暗中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某种利益呢？为什么这些原始人类不很自然地采取他们思维中首先产生的解释，来代替他们摆脱无知的各种努力呢？他们是可以从自己思维中首先产生的解释受益的啊！

我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了《原始思维》这本书的作者。这将引发我对一些往事的追忆。虽然不会比我们之间的友谊还久远，但这的确是一段很久的往事了。当时我还只是个小男孩，得了牙痛病。家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不停地带我去看牙医。牙医对那颗讨厌的牙齿毫不留情，直接把它拔了下来。私下说，那实际上一点也不疼，因为那颗疼痛的牙齿会主动掉下来。但是，我刚刚在牙医的椅子上坐下，就因为他们要拔掉我的牙齿这一原则问题，冲着他们高声叫喊起来。我的家人最后想办法让我安静了下来。医生故意做出一些响声，把一枚50生丁的硬币投到将用来清洗我牙齿的杯子里（在那么遥远的年代里，还没有听说过无菌消毒术）。这枚硬币在当时可以买到10根大麦糖。我当时已经有六七岁了，我的智力也不比多数同龄的孩子差。我当然能够猜想到这是医生和我的家人联合设计的小圈套，来哄骗我安静下来的。但我知道他们共同想出这一法子也是特意为我好。但是，我要想不改变自己对于把我的牙齿给弄没的牙医的态度和看法，那可能需要费点事。我本来就比较懒惰，所以我不可能费那事去想这个问题。我就这么一直不去想它。我对牙医必然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一看法，在我脑子里，像一团怒火，自发地凸显并燃烧起来。我似乎清晰地感到，牙医这个人天生爱把别人的牙齿给拔下来。为了把我的牙齿给搞掉，他甚至宁愿付出这50生丁。

关于这段追忆，我们就说到这里。现在对我们所表达的观点进行一下总结。在我们正在研究和讨论的信仰的根源处，我们发现自然对于来源于理智阻力的一种抵御性反应。这一抵御性反应在理智本身激发起一种想象和观念，这些想象和观念抑制了令人压抑的表现，或者阻止了这种令人压抑的表现的具体化。那些未必具有完整个性品格特征的实质于是呈现出来。这些实质若能具有明确的意图，或者说如果它们与一定的意图相符合，这就足够了。那么，信仰就意味着一种基本的信任。它的根源不在于恐惧，而是在于对恐惧的防御。另外，这种信仰未必始于把一个人作为具体目标，它也可以满足于拟人观，即赋予事物以人的特性。这两点是我们在思考人对于未来的自然态度时，突然想到的。人之所以思考未来的问题，是因为他具有理智。而且，如果他仅仅局限于理智单独呈现出的表现的话，他就会对未来充满恐惧感。因为他发现未来中存在诸多未知因素。

而且，当我们所思考和讨论的不是将来的问题，而是现在正面临的问题时，当人类被远远大于或超过自己本身力量的自然力玩弄于股掌之中时，我们同样会注意到上述两点。这些自然力表现为地震、洪灾和龙卷风等。一种古老的理论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为由类似的自然灾害所引发的恐惧。人们常说，世界上最初的上帝来自于恐惧。科学在对上述说法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时，做得未免有些过分了。当人在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时，他的情绪体验对宗教的产生必然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我们再次强调，宗教绝不是一种恐惧，而是对恐惧的一种防御性反应。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种对于上帝的信仰。我们未尝不可对这一说法进行一下双重检验。这不仅能够确认我们前面进行的各种分析，同时可以使我们对那些实质内容产生更加明确的观念。我们在前文中说过，那些实质内容包含一种人格因素。当然，它们未必是指具体的人。从这些观念中，可能产生各种神话上帝。当然，这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但是，这些实质内容在经过一定的消耗和贫瘠化过程后，很容易形成一种非人格化力量。据说，原始人看到，在所有事物的背后都潜伏着这一非人格化力量。

现在，我们按照通常的做法来思考这一问题。假使我们把自己意识中后天得来的东西全部清除掉，使它恢复到原初的简单水平。这时，我们再问一下自己的意识，它如何对来自于自然的侵害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我的观察和研究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许多重大事件往往在突然间产生。而且，我们能够对自我进行全面彻底观察的机会实际上也少之又少。但是，如果这些研究由心理学大师通过对自己的观察而完成，那么，他对过去经历事物的某些印象也许会变得更加明了，他也许能感到这些印象还能呈现出更加清晰可辨的形态。但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对这些过往经历的印象，只能保持一些模糊的追忆。而且，对我们来说，这些印象当时会变得十分肤浅和朦胧不清。在1906年4月，加利福尼亚发生严重地震灭害期间，威廉·詹姆斯正好在加州。那次地震给加州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下面是他关于这一经历的记载：

“去年12月，当我离开哈佛大学前往斯坦福大学时，我接受了我在加州的朋友B的道别，这几乎是我在加州接受的最后的道别，B说：‘我想你到那儿后，会体验一下地震的感觉，以便你能对这所位于加州的大学有所了解。’”

“后来，大约在4月18日早晨五点半左右，我当时正醒着躺在斯坦福大学校园狭小的公寓房间里的床上。我猛然间感觉床开始来回摇摆起来。我的第一感觉是，自己满怀欣喜地认识和体验了地震带来的自然震动状态。我自己心里想：‘天哪，B好几个月以前所说的地震，竟然真的在这里发生了！’后来，随着震动逐渐增强，我又对自己说：‘这真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奇妙感觉啊！’”

“在48秒钟后，当我得知里克天文台已经宣布发生地震时，一切都结束了。尽管别人都说，他们感觉地震好像持续了远远不止48秒，但我却感觉地震也就持续了48秒钟。对于我来说，自己当时的感觉和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可能在地震发生时短暂的48秒钟内进行什么思考、反思，或做出什么选择、决定。”

“我当时的情绪完全由欣喜和羡慕组成。我感到欣喜的是，当诸如地震这种抽象概念或口头用语，转变成可感知的现实和可以具体验证的事实时，它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形象和逼真。我感到羡慕的是，尽管发生如此强烈的震动，那看起来脆弱狭小的木质房屋却能完好无损地立于原地。当时我也没有感到丝毫恐惧，我的心情就只有愉悦和期待。”

“我几乎要大声高喊：‘加油啊！让地震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一从地震带来的惊喜中回过神来，就回忆起自己的意识在地震中所呈现出的各种独特表现方式。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本能，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

“首先，我用拟人的方式，把地震形象地比喻为一种永恒的单一实体。它实际上就是我的朋友B所预言的地震。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深藏不露，它有序地压抑和克制自我。它终于在4月份某一天的一大早，借助黎明的光亮，侵袭到我的房间里。而且，它表现出活力四射、得意洋洋的神态。它进而直接向我走来，从我的后背偷偷地溜到我的体内。它一旦进入我的房间，就把我给控制住了，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从来没有任何人类行为像它这样，把自己的意图和目的表现得如此昭然若揭；也从来没有任何人类行为像它这样，如此明确地指向一种有生命的行为者，作为它的力量来源。”

“在地震现场，我所咨询过的人，都一致同意自己体验到地震的共同特征。‘它表现出一种意图’，‘它极其的险恶’，‘它一心要搞破坏’，‘它要显示自己的能量’等等。它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对我而言，它只不过是要表现它的名字的全部内涵。但这个‘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显然，对某些人来说，它指的是一种模糊的魔力。对我而言，它指的却是一种个体存在物，也就是B所说的地震。”

“有一位提供消息的人士把它解释为世界的末日和最终审判的开始。这位提供消息的人士就是圣弗兰·西斯克大酒店的一位女士。直到她走到街道上，有人向她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以后，她才相信是发生了地震。这位女士告诉我说：对这一现象的视觉解释，使她脑子里没有产生任何恐惧感，并且使她对于地震能够泰然处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地壳内部的张力达到暴发点，地层之间力量平衡发生改变时，地震只不过是所发生的一切裂变、震荡和混乱的统一名称而已。这时，发生的这些现象就是地震。但是，对于我来说，地震是引发混乱的原因。因此，把它看做一种有生命的因素，这一点是我无法抗拒的。它具有压倒一切的戏剧性感染力和说服力。”

“现在，我比以前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对这种灾难的早期神学解释形式或版本是多么的不可避免啊！我同样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后来的科学为我们养成的某些习惯是多么的虚假做作，是多么的与我们本能感觉的火种背道而驰啊！对于原始的野蛮人来说，在他们心里，不把地震当做超自然的警告或报应，简直是不可能的。”^[1]

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威廉·詹姆斯把地震说成是一种“个体存在物”。他指出，他以拟人化的方式把它比喻为“一个永恒的单个实体”。但是，他没有说，有一种要么像上帝、要么像魔鬼的完整人格来完成各种不同的行为。他也没有说，地震是这种完整人格的一种特定表现。相反，这里所提到的实体就是现象本身。这一现象被认为是永恒存在的，它的外在表现体现了它的全部实质；它的独特功能就是地震；它也有一种灵魂，但这一灵魂只不过是其行为中普遍存在的意图。^[2]如果作者告诉我们说，“人类行为也没有更加明确地指向某种有生命的行为者，作为其力量根源”，他的意思是，就像某一有生命的行为者所实施的行为似乎属于行为者本身、而我们所说的行为者则处于这些行为的背后一样，地震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目的和意图似乎也是属于地震本身的。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有生命的行为者就是地震本身、它不产生其他任何活动、它也没有其他特征、因而它的本质特征与它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等等，这一切都能在我们所做的整个阐述中得到证明和支持。这样一种实体的存在与它的外表是统一的，这一点与一种特定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同时，这样一种行为的意图也是这一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它只是它的预设和知觉意义。这样一种实体正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人格因素。

还有一点我们肯定会想到，圣弗兰·西斯克地震是一次可怕的灾难。但对于突然面临这样一种危险的威廉·詹姆斯而言，它看起来更像某种令人熟悉的恶作剧。“天哪！这就是我们几个月前提到的地震！”其他到现场的人，也有与这完全相同的印象。这地震是个“缺德玩意儿”，它有自己的思维，它专门制造破坏。这正是我们评价某个我们尚未与之完全断交的纨绔子弟的方式和语言啊。但是，真正造成混乱和瘫痪的恐惧，是人的思想上感受到的恐惧，即认为这些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压倒一切的力量即将在我们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把我们挤压成肉泥。对纯粹理智而言，物质世界也是同样的令人恐惧。只要使我们对危险有清醒认知的科学，还没有为我们提供各种逃避这类危险的手段，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最后几行所提到的地震的科学概念，就有可能对人们意味着最大的危险。为了与这一有关地震的科学概念抗衡，更广泛地说是，为了与地震带给人的更加确切的思维想象画面抗衡，在巨大的突发性危险来临的时候，人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防御性反应。我们所要应对的各种混乱，或许会把一种“厄运”融入到某一突发现象当中。当然，所有这些混乱都是机械方面的。这种突发现象与我们人类非常类似，但绝不是我们人类中的一员。他也不是一位局外人，我们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友谊关系。这对于消除恐惧感，甚至对于防止恐惧感的产生来说，就足够了。(www.daowen.com)

一般来说，恐惧感像其他各种情感一样，有自己的作用。所有对恐惧感一无所知的动物，不会有什么逃离或抵抗的概念，它很快就会在生存的抗争中屈服。但这说明像恐惧这类情感是存在的。这样，恐惧感应该与相应的危险对等也就可以理解了。恐惧感阻止我们前进，它把我们搁置到一边，不予理会，它甚至迫使我们倒退。因此，恐惧感实际上就是一种抑制力量。当危险很严峻时，当恐惧感接近暴发并造成瘫痪时，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抵御性反应，来与这一恐惧情绪抗衡。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我们自身的情感能力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它还应该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受本能驱使，并使情况发生改变的理智，能够唤起一种鼓舞人心的形象。理智赋予这种突发现象一种凝聚力，赋予它一种个性。这种凝聚力和个性使它似乎成为了一位恶作剧的制造者，成为一个邪恶不拘的纨绔子弟。但它仍然是我们人类中的一员，它具有社会性特征，也具有人类的特征。

请读者搜寻一下自己对往事的记忆。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一定会对威廉·詹姆斯的分析和判断持肯定态度。不管怎样，我要冒昧地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两件事情进行一下追忆。第一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因为当时年龄还很小，我特别喜欢运动，尤其喜欢骑马。有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正骑在马上玩耍。突然，我在路上遭遇到一位最意想不到的幽灵，一位自行车手骑着一辆高大的自行车迎面走来。我的马因突然受惊而脱缰了。这类事情的确有发生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采取某些应急措施，或者我至少应当尽最大努力采取一些措施等。这类在马术学校学习时所学的知识，我可以说，我和所有的马术学校学生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除了那些抽象的知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发生其他意外情况的可能性。这一事件会真的在某一特定的时间节点和空间位置发生，而且就发生在我身上，而不是其他人身上，让我禁不住想到，这意味着这一事件对我本人的偏爱啊。

那么，是谁选择了我而不是别人呢？这肯定不是马所做出的选择，这也绝不是某一完整的存在物所做出的选择。不论这一存在物是什么，不论它是善良的天使还是邪恶的魔鬼，它都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做出这种选择的是事件本身。它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个体存在物，它只不过是各种条件的结合，但它有自己的灵魂。这是一个非常初级的灵魂，它与各种条件显而易见地表现出的意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它伴随着我纵横驰骋，像个淘气鬼似的观察我如何应对这些情况。我的一种想法将向它表明我会采取什么行为。如果说我根本没有感到恐惧的话，那正是因为，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这样一种想法上了。当然，或许还因为，我的这种奇怪的恶意相伴，也并没有预示着某种友好关系的到来。我经常想起这件小事，并对自己说，如果自然在赋予我们“恐惧”这一有益情感时，其用意在于当我们不得不向恐惧屈服的时候，它能使我们免受其害的话，那么，它可能再也无法想出一种比这更好的心理机制了。

我刚才引述的例子中，突发事件中“善良友好”的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现在我再讲述一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或许能够更加明确地表达出它的凝聚力、它的个性特征以及它如何在连续不断的现实中，清晰明了地为自己开拓出相应的位置。1871年，我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在普法战争的次日，我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想到在随后的12年到15年之间，会有另一场战争降临。后来，这样一场战争立马显得既有暴发的可能性，也有不暴发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复杂和矛盾的想法，这一想法一直持续到那最致命的一天的到来。实际上，它并没有在我们心中产生什么深刻印象，我们只是口头上说这场战争会降临。这样一种抽象特征一直持续到冲突明显地必然要发生的可怕时刻，一直持续到我们还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的最后一刻。

但是，当1914年8月4日，我打开晨报，从上面的大标题中读到“德国向法国宣战”时，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无形幽灵的来临。所有过去的岁月，都是迎接它来临的准备和预言，这就和影子要出现在产生它的躯体前面是一个道理。这更像是某种传奇动物，从描述它的故事的书本中，溜了出来。它悄悄地占据了整个房间。当然，我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具体人物，它能产生某种人格化效果就足够了。它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它突然像一位家人，在某个座位上就座。它在这一时刻、这一地点的介入，与我的生活经历似乎有某种说不清的联系。

过去萦绕我43年的、难以言表的一切不祥之兆慢慢拉开了帷幕。房间里陈设着各种家具，桌面上摆着纸张，我自己则若有所思地站在桌子的前面，战争的情景弥漫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和缝隙。尽管我感到惊恐万分，尽管我意识到战争将是一场灾难，即使是一场能够打赢的战争，也毫不例外地是一场灾难，但是我的确体验到威廉·詹姆斯所表达的那种羡慕之情。那种对于战争的印象，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利过渡，真是太令人羡慕了。谁能想象如此可怕的事件，可以如此安然地来到现实之中。这种轻而易举的印象是与之有关的所有印象和感觉中最突出的。反思一下这一切，人们就会意识到，如果自然想要抗拒对恐惧的防御性反应，并且防止造成无数严重后果的、灾难的过度理智性表现引发意志的瘫痪，它就会在我们和事件之间建立这种简化为基本人格的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将使我们获得轻松愉快，将减轻我们的疲劳，并引导我们非常容易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我们的远古祖先们的某些情感遗迹的话，我们就必须搜寻这些瞬间即逝的印象。这些印象很快就会在我们的反思和追忆中被清除掉。如果我们头脑中不是充斥着某种预设观念的话，我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这里所说的预设观念就是，人类的道德和理智所得是通过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给我们的。人类的这些道德和理智所得嵌入在有机体个体的实质内涵中。那样的话，我们天生就应当与我们的祖先完全不同。但是，遗传本身并不具有这样一种美德。它无法从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染上的习惯中，产生自然趋向。如果它对习惯有什么约束的话，也是非常微不足道的约束，是一种偶然和例外；又或许它对习惯什么约束也没有。那么，今天的自然所呈现出的面貌，还仍然是它始终保持的样子。的确，事物的演进似乎会发生许多改变。因为，社会所获得的一切把它给覆盖了。同时还因为，社会通过人自出生开始就从未间断的教育，对人类个体进行塑造。

但是，假使有某种突然发生的震动使这些浅层活动陷入瘫痪，假使我们让它们工作于其中的光线暂时熄灭，那么，自然马上就会像夜空中的恒星，重新现形。那些想回溯到原始状态的心理学家，必须追寻那些早已消亡的往日经历。为了做到所有这一切，他将不会忽略他的指导原则和路线方针；他将不会忘记，自然是有一定的用处的。他也不会忘记，每一种本能都有自己的功能。这些我们可称之为理智的本能，是一种防御性反应，是对理智中所包含的夸张甚至是未成熟的理性因素的一种防御性反应。

然而，下列两种方法可以相互支持。一种是专门用于研究的方法，另一种是用于验证的方法。这是我们的自豪，这是一种双重自豪。但是，我们通常会对这两种方法羞于启齿。我们都会希望人天生就优于他的前辈，好像真正的美德不在于后天的努力。或者，退一步说，这又似乎是，不论一个物种的个体成员多么艰辛地通过同化和吸收过往的经验来提高自己，它都无法等同于另一个物种。这个物种的成员之间，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自动遗传作用，使其整体素质优于它的前辈。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自豪，这就是对理智的自豪。理智不承认它对于生物需求的原有服从。没有人会在不考虑其功能的情况下，研究细胞、组织和器官。在心理学领域，除非一个人已经把本能和物种的某种需求联系起来，否则，他就不会认为自己对本能进行了全面解释。

但是，一旦你走向理智，你就会告别自然！告别生活！理智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它呈现出的样子，“没有特定理由，只是好玩而已”。它似乎也并不主要是对生命需要做出回应。它的原本任务是，解决那些与本能所解决的问题类似的问题。但是，它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采取的方法与本能有着极大的差异，这种方法能确保事物的进步与发展。而且，在理论上，这种方法只有在完全独立于自然时，才可以被使用。但是，这种独立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理智通过损害某种至关重要的生命关注而击败自己的目标的那一刻，这种独立就停止存在了。那么，理智就会不可避免地接受本能、甚至生活的密切监视和观察。生活是本能和理智的共同来源，当我们谈到理智性本能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讨论理智凭借自我保护，通过某些信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抵御各种已知危险的表现。这些表现就是人的各种内在趋向。如果心理学要对某些问题追根溯源的话，这些表现就是心理学家们必须牢记的经验。

对于原始人类状况的研究，仍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我们已经说过，不论我们如何反复强调也不为过：他们和我们一样，绝不是万物的开端。但与我们相比，他们的创造发明却少之又少。所以，他们不得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使用相同的知识。他们对知识的利用，也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无限夸张和滑稽模仿的过程。总之，那是对知识的歪曲，而不是巨大的变革。但是，不论是变革，还是歪曲，知识的原有形式仍然保持下来了，它只不过是被后来得到的新知识覆盖了。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知识来源的心理学家，需要付出同样的努力。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心理学家付出艰辛努力的路程比在第一种情况下要短得多。尤其是，当我们逐渐发现，在一些不可能开展相互交流的民族之间，却存在几乎相似的信仰时，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这些相似的信仰未必是原始信仰，但它们很可能来源于某些基本趋向。对于这些趋向，如果我们努力回顾和追忆一下自己的发展历程，或许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它们。它们也许会促使我们走向这一发现道路，并指导我们进行回顾和追忆。这将非常有助于我们对它们做出解释。

如果我们不想在自己的研究中误入歧途，我们就必须始终对这些方法进行回顾和总结。我们已经到达这样一个转折关头。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特别需要借鉴这些方法。因为我们所研究和讨论的正是人类对事物的认知反应，人类对重大事件的认知反应，或者说是人类对整个宇宙的认知反应。毫无疑问，理智是利用本质来主宰事物、统领事件的。它的主宰和统领能力直接与它所掌握的知识相对称，这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但是，这样一种科学，最初是十分有局限性的。科学所蕴涵的普遍机制，实际上只能占据它可以控制的时间和空间的很小一部分。那么，其余的部分都被什么占据了呢？如果任凭其自己发展，理智只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人类只能感觉到自己在茫茫的宇宙中无所适从。但这个时候，本能却在旁边观察和注视着我们。对于所有那些我们力所不及的事物来说，本能为严谨的科学知识增添了一种对能力的信仰。这些能力应该把人的因素考虑在内。这里所说的严谨的科学知识，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进步。或者说，这些科学知识就蕴涵在技术的进步过程之中。

因此，宇宙中确实充满了各种飞逝的、变动不拘的意图。唯一纯粹的机械领域被认为是我们按照机械法则实施行为活动的领域，这一领域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对于憧憬和设想一门完整的科学会有理想前景的理智来说，整个宇宙最终看起来就像是按某种机械法则运转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阶段。今天，它在积极努力地回顾和追忆过往的经验，以重新发现那些原初信仰。这些原初信仰已经被科学所掌握的知识，或者希望将来掌握的知识覆盖。但是，当我们一旦接近这些信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应该如何通过理智和本能的联合作用，来对它们进行解释。我们同样知道，它们是如何对生命关注做出回应的。那么，借助于这些原始人类的状况，我们可以对自身的观察和研究进行验证。对于原始人类来说，他原有的信仰被无限扩张、夸大和增加。在科学进步面前，原始信仰与现代文明人的信仰不同，它没有出现倒退的趋势，反而淹没了原来预留给机械作用的领域，并覆盖本来应先于它呈现的活动。这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关键问题上来。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宗教起源于巫术。实际上，巫术也被认为是科学的先驱。如果我们像以前所做的那样，把自己局限于心理学方面；如果我们想通过回顾和追忆，重构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感知的自然反应，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巫术和宗教有类似的地方，但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1]威廉·詹姆斯：《记忆与研究》，第209～214页。H.M.凯伦《为什么会产生宗教？》转引，1927年，纽约。

[2]意图和目的在任何人类行为中表现得也不比这明显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