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在维也纳人嘴里是一种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东西。
他们将它们称为维也纳三宝。
足见他们跟咖啡的感情。
倘若将法国咖啡馆的特点归纳为轻松、浪漫，那么维也纳咖啡馆的特点则是典雅、内敛。
维也纳的咖啡馆颇具人文气质。
在那里，大街小巷上错落分布着无数的咖啡馆。
以至于，很多人都说维也纳的历史分明就是写在咖啡桌上的。
对不少维也纳人而言，咖啡馆或许应该算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注重生活品位的他们都有喝咖啡的习惯。
他们喝咖啡的习惯同法国人一样，只要时间一到，他们就会准时过来。
到时，熟知客人嗜好的服务员就会“不请自来”。
他会为熟客喘上最喜欢的咖啡，并配以特色点心。
从一杯小小的咖啡就能品味出各自不同的人生，或许便只有在维也纳这洋的绝妙去处了。
维也纳人喝咖啡的历史要迫溯到17世纪。
在那个时候，虽然不少伊斯兰国家的大小城市中，咖啡馆林立。
咖啡俨然成为信奉真主的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一部分。
但那是在伊斯兰。
但那是在东方。
在欧洲，很少有人知道咖啡究竟是何物。
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二次攻打维也纳。
当时执掌奥地利大权的是奥波德一世。
他同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签有军事同盟。
奥波联军一举粉碎了土耳其人的进攻。
土耳其军队仓皇逃窜。
他们在维也纳城墙周围的战场上丢弃了不少东西。
既有不少武器、弹药，还有好几百个神秘的大口袋。
大口袋里装着不知名的棕色小豆了。
胜利者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小豆子。
他们看着小豆子面面相觑。
好在，后来他们这群人出了个懂货的家伙。
他们中间有一个曾混进土耳其军队当密探的波兰人。
这个名叫“科尔席兹基”的大间谍曾在君士坦丁堡见识过它的妙用。
他说这种烘烤过的小豆可以煮出浓浓、香香的黑饮料，土耳其人则将它唤“咖啡”。
这次战争的胜利与“科尔席兹基”卧底窃取敌人情报密不可分。
作为奖励，这个波兰人得到了在战场上缴获的全部咖啡。
他便在维也纳开设了这里的第一家咖啡馆。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咖啡馆对外宣称自己便是波兰人开的那家咖啡馆。
到底是真是假，谁也拿不出个确切的证据。
在笔者看来，不过只为招徕顾客罢了。
起先，波兰人的咖啡馆生意惨淡。
当地人对这种黑乎乎的液体兴趣不大。
与之相比，他们还是更喜欢喝一些茶。
后来，聪明的波兰人灵机一动。
他试着在咖啡里加了些牛奶。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这种加奶的咖啡在17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
维也纳人将它称为“Melange”。
现今，喝咖啡已经成为维也纳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那种悠闲的氛围中，人们只需花上一杯咖啡的价钱，便可以在咖啡馆耗上半天。
他们可以做很多事。
会友。
下棋。
看书。
写书。
看电视。
读报。
这里一般会提供很多国家的报纸。
某些特殊的咖啡馆有着专属于自己的顾客，作家、画家、政治家会结伴来到那里。
而绝大多数的咖啡馆里则是各类客人云集。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如此描述维也纳的咖啡文化。
“咖啡馆始终是一个接触和接收新闻的最好场所。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必须首先明白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什么。事实上，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个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文化机构，是一个民主俱乐部，而入场券不过是一杯咖啡的价钱。”
在斯蒂芬·茨威格生活的年代，不少名人把咖啡馆当做自己的家。
不少闻名世界的篇章便在这里成就。
也有不少浪漫故事发生在这里。
在维也纳最著名的咖啡馆莫过于位于市中心区的中央咖啡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经常会云集一类特定的人群。
著名诗人。
剧作家。
艺术家。
音乐家。
外交官。
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
不过，想当年音乐大师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父子等都是这里的常客。
现今中央咖啡馆依旧生意兴隆。
无论里面有多拥挤，客人们还是想待多久便待多久。
这便是维也纳咖啡馆几百年不变的传统。
在维也纳还有许多知名度颇高的咖啡馆。
它们总是与一些知名人士有着密切关系。
或者以前，或者现在。
当地人也很喜欢如数家珍地将其告诉游客。
──某某艺术家和某某作家在某家咖啡馆经常聚会。
──某某政治家爱在某某咖啡馆同记者见面。
维也纳人也喜欢用名人的名字称呼咖啡馆。
莎士比亚、莫扎特以及其他的历史名人常常是被用来称呼咖啡馆的。
无形中，咖啡及咖啡馆的文化气息陡增。
就拿弗洛伊德故居旁的咖啡馆来说吧。
这位德高望重的心理医生曾经生活与工作过的地方就如同外国的领事馆一样。
大门深锁。
庭院深深。
而故居旁边，居然开放着一个风格迥异的咖啡馆。
那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咖啡馆。
门楣上挂着“弗洛伊德咖啡馆”的标牌。
在咖啡馆门前，是一条十分幽静，且处于低坡的街道。
上午的时候，这里没有客人。
咖啡桌、咖啡椅闲置起来。
它们三三两两排在那里。
在柔软的阳光下，在轻微的风中，似乎发散着一种寂寥的味道。
这味道能立刻让游人想起弗洛伊德诊所中的一个物件。
那是一只细长的沙发。
夕阳夕照的时候，它总是孤零零地躺在客厅的正中。
在维也纳咖啡馆中常常备有报纸、画报、杂志供读者阅览。
这是维也纳咖啡馆的一大文化特色。
据说，这一特色还很有历史渊源。
就在咖啡还没被当地人广泛接受时，不少维也纳咖啡馆只得以免费提供报纸来吸引顾客。
在那个时候，报纸的价钱很贵。
一份报纸的价钱相当于两倍咖啡的价钱。
自然，报纸的此种招待作用在今天已不复存在。
不过，这种做法却得以保留下来，并成为维也纳咖啡馆特有的文化。
在维也纳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
“来维也纳如果不来‘中央咖啡馆’，不认识阿登伯格，就等于是虚此一行。”
当年，能够跟阿登伯格同桌的客人中只有少数文学后辈。
大部分则是他的同辈甚至前辈的文友。
那其中还包括为他铺就成功道路的施尼茨勒。
这位前辈文豪同维也纳唯美主义诗人团体的代表作家们都有着相同的身份。
他们都是这间每日提供250种国际性杂志报刊与50多种不同语言词典以及百科全书的名牌咖啡馆的常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的文化地位达到顶峰。
这里天才辈出。
这里令全欧洲侧目。
这里甚至可以称是现代派思想与文学的发源地。
然而，群英荟萃的中央咖啡馆窗外的天空却密布着阴云。
整个奥匈帝国眼看就要风崩离析。
社会各阶层都弥漫着一种消极的末世情怀。(www.daowen.com)
这里的咖啡馆则正如作家克劳斯所说，成了“这个没落时代的精神试验站”。
这里分明便是一座试图逃避时代的艺术象牙塔。
中央咖啡馆大门一关，屋子里看不见现实世界的一丝踪影。
──出色的作家们都汇聚在形式至上的唯美主义大旗之下。
──思想界的巨匠则热衷于探索新的语言逻辑关系的纯哲学。
──心理学天才们则沉浸在刚发现的“潜意识”的新大陆里不能自拔。
这些天才细致入微地在分析梦境的深层性心理动机的奥秘。
几乎在每个领城都有一个划时代的“革新”。
而且，它们还彼此间互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弗洛伊德便曾给自己推崇的维也纳心理小说派作家施尼茨勒写过一封信。
他认为施尼茨勒用美丽的文学手法，实现了他多年来在“潜意识”的汪洋大海里探寻的目标。
他甚至说施尼茨勒是现代心理学在诗坛上的先驱。
说来十分有趣。
这两个神交已久的大家虽然都是“中央咖啡馆”的常客，却从来没有在那里碰到过。
或许他们各自去咖啡馆的时间不一样。
或许他们都有自已固定的桌上搭档。
或许作为大家他们都有一种不轻易改变习惯的习惯，且都喜欢书信来往。
无独有偶，这两个在各自领域里子开创新纪元的风云人物都不愿正视所处的时代。他们十分蔑视与排斥政治。
弗洛伊德甚至一直拒绝参加任何选举。
也许他们凭着自己的天才的大脑，早已预知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动荡与自己作为一介书生的无奈了。
那时候坐在中央咖啡馆院子里才子们，大多都是这样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对正在走向灭亡的一统王朝怀有极其复杂的情感。
他们自身就矛盾重重。
在政治上偏向怀旧，在艺术上则崇尚前卫、追求新潮。
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长期无望的政治境况下，那些数十年如一日生活在焦虑、担忧中的咖啡馆作家已经培养出一种独特的逻辑和生活哲学。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咖啡中心的哲学”。
这个名词源自当时跟阿登伯格齐名的咖啡馆作家伯尔嘉。
他曾撰写著名文章《咖啡中心的理论》。
《咖啡中心的理论》可以说是这种超脱遁世哲学的第一个公开宣言。
他认为：“中央咖啡馆并非一个普通的咖啡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一种世界观，一种不看世界的世界观……”
中央咖啡馆厚厚的大门似乎遮挡住来自外面的时代风暴。
在玻璃天顶下阳光灿烂的咖啡庭院，似乎成为寻求慰藉的人们的世外桃源。
在外面，无论街头、车站、办公室，甚至家里客厅的晚餐桌上，人们到处都在淡论战争与灾难。
在这里，人们需要的只是宁静。
他们分明在享受一种“群体内的寂寞”。
人们来咖啡馆并不是为了讨.论世界大战的。
咖啡桌上的诗集与鏖战不息的牌局，才是让人忘却烦恼的灵丹妙药。
不管怎样，世界大战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奥地利出兵巴尔干。
接着，它又向法、英、俄等国宣战。
意大利加入德奥轴心国联盟。
德奥联军固守在冬天的俄国战线上……
报上的标题一天比一天严峻，中央咖啡馆里的人们却依然如故。
他们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艺术家们继续讨沦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
他们的讨论步步深入乃至细枝末节。
维特根斯坦的信徒们则在预言新的哲学革命。
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远离时代的幼稚，而是一种远离危机的自我保护。
只有当熟络的常客忽然间被应召入伍，只有当知己的咖啡圈子里又少了一个人的时候，明亮的大厅内才会掠过一丝阴云。
然而，经验丰富的招待马上便会用一个笑话或是其他什么故事令客人们重新快乐起来。
于是，棋盘上又恢复了诙谐与苦涩交织的机智对话。
于是，台球桌上又响起此起彼伏的、清脆的击球声。
于是，阿登伯格又开始戴上他那厚厚的眼镜，阅读一个文学新人战战兢兢奉上的处女作。
于是，伯尔嘉又会充满爱慕地看着时装杂志女主编走下大理石台阶的优雅身子，出神而诗意盎然。
有人曾这么形容维也纳的咖啡馆。
“只要一群维也纳人坐在一起，还有一个维也纳人开始烧咖啡、送枷啡，哪怕是四面空空的白墙，也可能成为感动世界的咖啡馆。”
“哈维卡”是奥地利著名咖啡馆的名字。
同时，它也是一个家族的名字。
在维也纳，哈维卡咖啡馆就好像奥地利国宝一样受人尊敬。
不但如此，它还是全世界咖啡迷的圣地。
一切起始于维也纳刚刚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奥匈帝国分裂的阴影的时候。
当时，哈维卡先生还是一个从外省来的毛头小伙。
哈维卡夫人还是个妙龄的乡村少女。
那时，维也纳是新生共和国的首都。
这里到处都是从昔日王国附属地匈牙利与捷克涌来的外乡人。
这些人大多在竞争激烈的餐饮服务业谋求发展。
哈维卡亦是如此。
他立志早晚拥有一间自己的店铺。
“而且不要饭店，要纯粹风格的咖啡馆！”
于是，他从洗碗这样的粗活开始干起，直到领班。
短短几年，他学会了不少行当。
虽然，为此他没少吃苦头。
不过，他也遇到了一件高兴事。
那就是遇见心上人。
遇见了来店里帮工的约瑟芬娜，日后的哈维卡夫人。
这两人在1939年3月15日干了件妙事。
他们花光了全部积蓄买下了在市中心广场旁棋巷里的一家小店。
店里原有的旧装饰和木头墙壁都保留不动，唯一需要他们做的工作便只有搓洗地板了。
有位咖啡馆作家曾在文章里提到这里老旧的地板。
他们认为这是“哈维卡”里最让他们有回家感觉的地方。
在哈维卡刚起步的时候，夫妇二人信心满满。
他们自以为有着先天的优势。
──温暖且富有艺术性格的女主人。
──满墙年轻画家的画作。
──光荣的历史。
据说他家的地窖便是收藏当年土耳其人战败物资──咖啡豆的地方。
笔者曾在上面讲过维也纳第一个咖啡馆的故事。
想必读者也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了。
可尽管如此，顾客却并不买账。
毕竟，在那个年代，像他们这样的咖啡馆实在是太多了。
不少咖啡馆都有大段大段令人回味无穷的发家史。
它们也有类型齐全的报纸。
它们也有老式的桌椅。
它们也有善解人意的招待。
它们也有柔和的灯光。
它们也会营业到很晚。
哈维卡毫无优势可言。
中国有句老话：时势造英雄。
哈维卡最终能够成为奥地利的国宝，的确有它特殊的机缘。
它的发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
说来也怪，很多人在这场大战失去了不少东西，而哈维卡则不然。
这次大战甚至可以说是它的福星。
“二战”中，哈维卡枷啡馆周围不少古建筑都被炸毁。
唯独它丝毫无损。
战争结束后，没等内城道路清理干净，哈维卡夫妇便重新开业了。
他们将自己的姓名写在门口招牌上。
夫妇俩忍受不了满城的悲凉气氛与绝望心态。
他们觉得理应为重新获得的和平而高兴。
“当然也应该重新拥有我们的咖啡馆，而且就该叫‘哈维卡’！”
就在老一代的“作家咖啡馆”湮灭在战争炮火后，哈维卡的出现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缺。
它似乎拯救了那些战后依然迷恋从前“作家咖啡馆”氛围的作家脆弱的心灵。
哈维卡一经艺术评论家、杂文作家汉斯·维格尔发掘，便在短短的数月里一跃成为维也纳文化圈的圣地。
它被冠以“文学根据地”和”艺术家咖啡馆”的美名。
它也由此延续了那些作家艺术家在文学艺术上的生命。
它还哺育了一大批必然要在战后接班的新天才。
后来，在维也纳，倘若作家与艺术家跟同行约会，不提地点，只说晚上8点见面，就肯定是在哈维卡。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原先流亡美国的维也纳艺术家、文人，包括战前知名的咖啡馆作家们终于挡不住乡愁，纷纷回国。
或许是为了怕碰触过去的伤痛，他们都不再去过去常来常往的老牌文学咖啡馆，比如著名的“绅士咖啡馆”等。
该店也在数年后停业关门。
这些咖啡馆作家十分想找到一处跟战前生活最好没有任何联系、新的聚会场所。
当时，符合他们条件的地方只有哈维卡一家。
许多年后，文学家汉斯·维格尔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去“哈维卡”的经历。
“当我踏进哈维卡，看见那满壁的旧画、老旧的地板，还有堆满报纸的台子，以及跟随而来的朋友们诧异惊喜的样子，我就意识到，这里将很快成为整个文学界的下一个发现。”
现实中，这位作家和他的许多同辈文友，直至去世，他们都是哈维卡雷打不动的忠实客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