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惠能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六祖在中国佛教史上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凡言禅，皆本曹溪）、思想原创性最强，并且是中国佛教成熟与鼎盛时期的代表。以惠能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文化，与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和老子代表的道家文化鼎足而立，形成了三教为本的中国文化格局。

中国佛教三个阶段

中国佛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兴盛阶段和近代阶段。初期阶段的佛教，一般认为是以东晋的道安大师为代表，兴盛阶段是以惠能大师为代表，近代阶段是以太虚大师为代表。这是一个说法。但对于这个说法也可以做一下微调。初级阶段的佛教应该是以道安、慧远这两位大师为代表；兴盛阶段也可以说是以智顗、惠能两位大师为代表；近代阶段的代表则是太虚和虚云两位大师。虚云大师也是一个重要人物，现在的佛教大师大都是虚云的学生。咱们就依据这三期说，对惠能的地位做一下介绍和叙述。

现在讲中国佛教史，一方面要讲在中国流传的佛教，另一方面就要谈到中国化的佛教、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为什么把道安、慧远当成佛教初期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因为这两位大师是早期中国佛教的开创性人物。这个开创指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的开创。

事实上，中国佛教的发展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佛教中国化，即印度佛教东土化——把印度佛教用中国的语言表述出来，跟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内容，即中国佛教化，这个名词听说的人可能不多。通常人们只强调前者而不强调后者，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佛教化，是中国佛教创立的重要标志。

在这个方面，道安和慧远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道安大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当时的佛教徒、出家人姓什么的都有，因为当时的习惯是弟子跟老师的姓，老师姓什么，弟子就姓什么。这是按照儒家的习惯，儒家强调天地君亲师，师徒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时从大月支来的高僧比较多，姓支的也比较多，还有不少人姓竺，这是由于师从天竺来的高僧。

道安大师发现这样很混乱，既然是以师姓为姓，那最根本的老师是谁呢？当然是释迦牟尼了，所以道安大师提出，所有的出家人都姓释。这看上去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在佛教史上是件大事。这是中国佛教化的体现之一——不强调俗姓，不强调世俗关系，也不强调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是强调，信仰压倒一切，强调宗教性、神圣性和统一性。统一于释氏，统一于佛门。这个小的事件里面有着大的历史意义。出家人都改变了世俗性，都姓释姓，都是释氏子孙，这就突出了出家人的宗教特质和身份。

慧远大师也做了很大贡献。他创作了《沙门不敬王者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大家知道按照中国的礼仪，特别是儒家的礼仪，天地之间帝王最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臣关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是居于第一位的关系，具有压倒性的地位。这个时候就跟印度佛教思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印度佛教有两个重要主张，一个是主张平等，另外一个是神权高于王权。

在印度，代表宗教的婆罗门属于第一等级，代表王权的刹帝利属于第二等级，国王见到出家人也应该礼拜，宗教性和神圣性在印度是很突出的；而在中国是世俗性很突出，王权压倒一切。所以神权与王权，宗教与政治，在当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交锋和对抗由此开始。在佛教刚传入中土的时候，还是世俗的力量大，儒家的思想习惯力量大，因此，很多人就认为出家人应该拜帝王、拜父母。这个时候依然是王权高于神权。

这个时候慧远大师是怎么做的呢？他奋起抗争，不妥协，他提出沙门不应该敬王者，但是他也不强调国王见了沙门就要磕头，只是要求平等。在古代中国，普通人见到帝王不磕头是大逆之罪，是要杀头的，所以当时慧远大师提出这个论点，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石破天惊。

在慧远大师的坚持之下，这个观点最终被接受了，谁也不拜谁了，从此形成了一个习惯。这就是中国佛教化——用印度的平等思想来改造中国的等级观念，用印度神权高于王权的思想来取代中国帝王高于一切的传统。

由此可见，把道安和慧远这两位大师作为中国佛教初期阶段的大师，是有历史依据的。

到了佛教的兴盛阶段，就是以惠能和智顗两位大师为代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提玄奘呢？其实，把玄奘当代表也可以，这就是各持一说，这里不以玄奘为代表，是因为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佛教，而玄奘大师这方面并不突出。玄奘的思想理论和知识结构是中印合璧，但是他最主要、最根本的可能还是印度的思想。

要谈整个世界佛教史的时候，玄奘可能排在惠能前面，但是要单写中国佛教史，特别是要写中国特色佛教史的时候，就应该把智顗，把惠能凸显出来。因为智顗大师所创立的天台宗，和惠能所代表的中国禅宗，中国特色更加突出。

在近代，则以太虚和虚云为代表，这个没有太大争议。太虚是中国近代佛教的一个大思想家，而虚云是中国近代禅宗的大宗师。

既然按照这个三期的划分，光代表人物就有这六个，又为什么只强调惠能呢？这个里面也有依据。无论是知名度，影响力还是思想的原创性，惠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都是非常突出的。(www.daowen.com)

首先，六祖惠能的知名度最高。这里说的知名度最高，指的是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六祖惠能的知名度在中国僧人里面都是最高的。

另外一个是影响力最大。晚唐的时候就有“凡言禅，皆本曹溪”之说——只要说禅宗，就强调是由曹溪惠能传下来的。后来六祖的影响力更是越来越大，会昌灭佛⁽¹⁾以后，其他宗派基本上名存实亡，只有曹溪惠能这一派发展起来了。这表明六祖这一派生命力最强。

会昌灭法是一场大的灾难，灾难过后，原来很繁荣的一些宗派，包括华严宗、天台宗这些宗派都衰落了，这个时候原来不是特别起眼的，在下层、在民间的南宗⁽²⁾一下子冒了出来。从晚唐五代以后，禅宗的势力，南宗的势力越来越大，到后来中国佛教好像就只剩下了一个禅宗。

宋代的时候，佛教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革律为禅，就是把律寺都变成禅寺了。原来的禅宗都是寄名于律寺，惠能也是律寺的人，虽然不一定在某一个寺里住，但是他的“籍贯户口”还在里面，他也会受寺里的约束。禅僧寄生于律寺，所以律的势力高于禅。到宋代的时候就颠倒过来了，“革律为禅”后，许多律寺都改成了禅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禅宗的力量太大了，几乎所有律寺的住持都是禅门子孙，事实上早就改了，宋代的“革律为禅”只不过是正名而已。

“革律为禅”表明禅宗的势力越来越大，禅宗的势力大了，六祖的影响力也就大了，天下释子，中国的、韩国的、日本的，包括越南的很多都是惠能的徒子徒孙，所以就影响力而言，最大的就是六祖惠能，玄奘比不了，智也比不了，所以说我们选惠能为代表人物。

六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原创性很强。六祖惠能的思想代表了印度文化、印度佛教最优秀部分和中国文化、中国佛教最优秀部分的完美融合。他把这两个不同质的东西，完全融合在一起，使之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这种融合也是建立在他对这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精通之上的，所以他的思想是有继承的创造。六祖的思想，完全发源于他的智慧和觉悟，他是真的修到了、悟到了、行到了、证到了相应的程度，才得出了这种思想。所以六祖的思想原创性最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三江与三教

再简单说一下惠能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前几年在广东开会，我听到广东一些学者提出一个说法，用三条大河大江来比喻中国文化的三家，孔子的儒家代表北方的文化，黄河文化，老子的道家代表江淮地区，长江文化，而惠能和中国佛教代表珠江文化。这主要是从各个文化的发源地，从它的基本特征来讲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是一个新观点。

把惠能、中国佛教和珠江文化联系起来，我觉得有一定的依据。惠能虽然是北方人，但是他主要生活在南方，生活在广东。而且惠能提高了南方文化的地位，因为在惠能生活的那个时代，南方文化几乎没有任何地位。等到后来，惠能的影响越来越大，天下禅宗都出自曹溪的时候，南方文化的地位才高起来。

惠能所代表的中国佛教对后来的广东文化，也就是现在广东的对外发展，有没有影响，很值得琢磨。因为禅宗代表的中国佛教事实上是以佛教为主，同时又把中国文化的要素，把儒家和道家的精华也整合到中国佛教思想体系里面来了。而且中国佛教代表了一种开放性，它是吸收外来文化之后形成的，它代表对外开放。而这种开放性跟广东的地区优势，正好相吻合。大家知道，广东是沿海地区，在唐朝，广州是一个商贾云集的地方，特别是外来的商人聚居的地方。它的对外开放，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所以广东文化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就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开放性，多元性，融合性，这是中国佛教的特征，同时也是珠江文化的一个特征。

另外，惠能强调自性是佛，强调自力成佛，主张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提升境界，这种自力精神，对于珠江文化，特别是对于现在的广东文化是有影响的。广东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广东人靠的就是实干精神，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提升自己的境界。这确实和惠能代表的中国佛教有一定的关联。这对于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义利统一的思想，确实是有促进作用的。

总之，六祖惠能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他在这方面的影响力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人物里面最为突出的一个。所以六祖不单是中国的佛教大师，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因此，六祖的撰著才能被称之为《六祖坛经》。

【注释】

(1)又称会昌法难，指会昌年间（841-846）唐武宗所发动的排佛、废佛事件。

(2)指禅宗惠能一系，由于惠能在南方传法，神秀在北方弘化，故惠能一系称为南宗，神秀一派号称北宗。